，还确实是市民社会心态的反映。并且，在资产阶级建立政权之后，由于社会一些不法分子的趁机捣乱和革命军内部不良成分的骚扰以及革命政府的一些措施失当，使一些城市市民特别是其上层发出“暗无天日”，“鸡犬不宁”的抱怨(《辛亥革命回忆录》（二）第198页。)。这些情况，使市民耽于“安定”、“秩序”的潜在心理转变为现实的*要求。他们希望结束不安定的政局，希望一个具有维持秩序的铁腕人物。既然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政府不能满足这种要求，那么，他们的眼光便着力于寻找能够代替的人物。而此时，掌握着军队并在对革命军的战斗中表现出一定实力的袁世凯，便自然成为了他们选择的对象。更何况袁氏曾扮演出一副“拥护共和政体”的“咸与维新”的新面孔，而受到包括革命党人在内的国内外各种*力量的注目呢。于是，在市民的眼中，袁氏成为了决定政局安危的中心。他的被选择，已成为市民社会的稳定心理趋势。
城市市民耽于秩序安定的社会心态，在二次革命中表现得淋漓尽致。代表市民社会的各城镇商会团体，对这次资产阶级民主势力反对专制独裁势力的最后抗争的态度和反映是相当冷漠的。他们不愿意使已经“安定”的秩序再度混乱，使自己的经济利益受损。在赣、宁地区，市民团体对革命派“虽未反对，惟无辛亥助饷之热心耳”，到后来甚至由商会出面，以“愿付巨款”为条件，劝讨袁军“让城别走”，以求得自己的安宁(《癸丑祸乱纪略》。)。曾经历过辛亥首义的两湖地区，情况也并不好些，“大多数士绅和实际的商界全体”，“是在北洋军队和法律与秩序一边”(《癸丑祸乱纪略》。)；甚至在孙中山的故乡广东，市民也以“商困已达极点，何堪再起衅端”为由，“竭力调停，苦劝息兵”，激进者更表示“非诛孙黄，无以安天”。(郭使斌：《民国二次革命史》。)无怪乎袁世凯在获胜后对商界大加褒奖；“而抵拒邪谋，倡起正论，则尤得各省商会维持之功”(《袁大总统书牍汇编》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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