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915年3月孙中山在致黄兴书中，将“二次革命”失败的原因归之为黄兴未听他言，立即起兵，致使袁世凯有充分的时间调兵遣将，一举击败南方革命党。实际则非孙想的那么简单，当时一则不少革命党人还未认清袁的真面目，反袁并非坚决，二则难以有一支统一调度、训练有素、装备精良的部队；三则拥兵在手的一些革命党都督都各有自己的打算，很难取得一致。而且，黄兴并未顽固坚持己见，他曾和孙中山分电广东、湖南等地劝其出兵，都被托辞回绝。李烈钧被袁免职后，对是否起兵讨袁还犹豫不决，可见将南方有实力的都督统一在反袁的旗帜下是多么困难。所以，黄兴在“宋案”之后不同意立即动武绝非“二次革命”失败的原因之一。

　　3、黄兴在“二次革命”中始终处于无法自拔的矛盾之中。从辛亥革命的主要领袖和宋教仁的好友出发，在反袁问题上是不容另有他求的；但作为辛亥革命的实际指挥者及富有多年实战经验的军人，他又深知办实事的艰难和当时南方的军事力量不可能击败袁世凯。黄兴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其在行动上就自然不可能果断干练。难能可贵的是他并没有退却，而是从大局出发，利用有限的条件，首先取得“宋案”的铁证，在舆论上击败袁世凯，接着进行军事准备，促李烈钧首义，迫程德全独立，指挥革命军与袁军作战，最后在败局已定的情况下离开南京。黄兴这种无法克服的自身矛盾集中反映了南方革命党人的内在矛盾。这种矛盾状况决定了“二次革命”的面貌。如果从这个角度去观察问题，则黄兴在“二次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是不言而喻的。

【资料来源：《南开学报：哲社版》1993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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