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不小的数字。而同一时期，在广州、佛山、汕头、九龙、香山、海南岛等地还陆续出现一些商办的机器厂、火柴厂、榨油厂、造纸厂、印刷厂、电灯厂以及轮船公司、铜矿、银矿等。洋务运动时期广东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在全国居先进之列，可说是仅次于上海的一个省区。 

　　第三，在培养近代外交、科技、军事人才方面，广东洋务运动也有一定的成效。广州同文馆历届所培养的学生，后来多数进入外交、翻译、教育、工商等界，有的颇有作为。例如首届学生左秉隆，后来随曾纪泽出使英国，曾长期担任清朝驻新加坡总领事，政绩显著，受到当地华侨的爱戴。首届学生蔡锡勇，曾随陈兰彬出使美国，后来跟随张之洞在广东、湖北兴办洋务，主持湖北铁政局等企业，被张之洞誉为“海防、洋务最为得力之员”。而广东水陆师学堂，则为中国培养了一批海、陆军的指挥和技术人才。另外在广州机器局、枪弹厂、铸钱局等近代企业中，也培养了一批中国的匠师和技术工人。 

　　但广东洋务运动的局限性也是相当明显的。首先，从各地洋务企事业所普遍存在的封建性通病，诸如企业衙门化、管理混乱、贪污浪费、冗员充斥、生产效率低等弊端上讲，广东的洋务企事业同样存在这类问题，有的还相当严重．例如创办较早的广州机器局，长期管理不善，“料价既多不实，工匠亦不足额”，以致“物议繁多”<《洋务运动》（四），第379页。>，不得不由朝廷下令整顿．广州同文馆虽是外语学校，但从建制到教学内容、管理方法上都仍受着传统的封建思想的束缚，带有封建教育的许多特征。其次，从广东洋务运动所特有的不足上来讲，它长期发展缓慢，规模狭小，比较大型的近代民用企业基本上未能建立，这些都使得洋务运动的作用在广东没有能够充分发挥，广东不仅赶不上老牌的洋务运动基地上海、天津；而且可以说是落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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