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格斯这段话虽然指的是西方，但它同样适合中国，只是中国没有与西方相似的宗教战争，因为中国没有经历西方中世纪那样神学统治和宗教信仰在全部社会生活中处于绝对支配地位的时期，因而中国没有以宗教改革为外衣的革命，但在中国农民战争中，宗教同样发挥了组织作用、凝聚作用和舆论作用。在农业社会，小农经济使农民处于无组织的分散状态，像马克思所说的是“一袋士豆”，特别是中国辐员广大，要使它从一个小村庄，从一个狭小的地区性的暴动成为大规模的起义，只有通过相同的宗教信仰和简单的口号才能使他们相互识同，并组织起来，从思想上动员起来。可以说，中国农民战争是在另一种形式下发挥了宗教的组织、动员和舆论作用。从陈胜吴广到太平天国革命，宗教在多次农民起义和农民革命中都起过这种作用。但最为突出明显的当数太平天国的拜上帝会。中国没有宗教革命，但有以宗教为手段的革命，这就是中国的农民战争的特点。 

虽然宗教在西方革命和中国革命中的作用和形式各有特点，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即以宗教为外衣或以宗教为组织手段的斗争都是特定时期的阶级关系和阶级斗争的反映。恩格斯在《论原始基督教的历史》中说到西方情况时说：“早在中世纪，在被压迫农民，特别是城市平民的起义中总是穿着宗教的外衣，采取为复兴日益蜕化的原始基督教的形式，但在宗教的狂热背后，每次都隐藏着实实在在的现世利益。”[2]恩格斯的《德国农民战争》就是一本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的名著。该书通过分析当时德国的高级僧侣、城市平民以及农民的不同阶级及他们的代表人物，包括马丁·路德、闵采尔的不同宗教改革的主张，揭示出它们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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