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双方的努力，准清贸易得到长足发展，呈现出长期、持续、递增的态势。1672年（康熙十一年），噶尔丹第一次派使团前往清朝互市到1688年（康熙二十七年）甚至更长的时间，除1675年（康熙十四年）没有记载外，每年都一到两次派团到北京访问、贸易。[?]噶尔丹使团、商队东来的时间，多在每年春、秋二季即正月至三月或八月至十月这两个期间。[?]商队中有很多维吾尔人。这里还不包括准噶尔其他贵族派出的贸易使团。准噶尔使团、商团的人数“常至数百人”，[?]多时“或千余人，或数千人，连绵不绝”。[?]这是也先后200多年来蒙古与内地贸易第一次出现的繁荣景象，在准清贸易史上更是前所未有的。从十七世纪上半叶起，卫拉特各部纷纷同清朝建立贸易联系。最初以青海和硕特顾实汗为主导的互市贸易比较频繁，但持续时间较短，大概10年，商队规模也不是很大，人数最多时不过几百人。[21]顾实汗去世后，互市贸易显得分散、退缩，毫无生机。这与卫拉特内部战乱和清廷贸易限制直接有关。漠西和硕特部鄂齐尔图台吉（后称车臣汗）自1647年（顺治四年）与清朝建立互市联系到1676年（康熙十五年）被噶尔丹打败，长达30年时间内只组织了9次商团；准噶尔部首领僧格执政17年时间，同清朝互市仅5次。[22]我们在这一简单的比较中，也能看出噶尔丹时期准清贸易往来的密切程度。
遗憾的是，因史料严重缺载而无从获知这一时期准清互市贸易繁荣的具体情况，比如双方交换的货物种类、数量、价格以及市场的组织、管理等等。在清代所有历史典籍中，凡涉及贸易往来之处，绝大多数都被“遣使进贡”、“入表贡”、“贡驼马”等官样文书所取代，而丰富多彩的交换活动却完全被隐没。所留下来的史料大都是片言只语，勉强反映贸易往来的粗略情况，不能作为了解详情的依据。有人从清代档案中发现了乾隆初年准清贸易的珍贵资料，包括准噶尔商队带到内地贸易物的清单和换回内地货物的清单等。并通过对这些资料的分析、归纳，展现了当时准清贸易往来活灵活现的情景。[23]对噶尔丹时期准清贸易的进一步研究，笔者也曾把希望寄托于尚未整理、公布、利用之康熙年间的大批满、蒙古文档案上。虽然于2004年有幸接触清内阁蒙古堂档，遍查康熙年间各卷，发现了很多颇具价值的*军事方面的新资料，但没有发现能够反映准清贸易详情的资料。所以，此项研究未能深入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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