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清廷边疆管理的各项制度与措施是清代统治者治边思想的具体化，涉及行政、军事、民族、宗教等诸多方面。首先是设立专门机构。中央层面，特设立与六部平行的理藩院，主管边疆民族事务。在清代前期，理藩院还曾兼管中外交涉事宜，是当时“中外一体”的具体体现。制定并不断修订补充的《理藩院则例》《回疆则例》等法规，可视为管理规范化的力证。地方层面，在加强中央集权、保证政令统一的前提下，采用大量适于本地诸民族的行政体制，而不强求划一。如在东北地区，采用将军制下的州县、八旗并存制；内外蒙古实行盟旗制；新疆为将军辖下的伯克、州县、札萨克制；西藏为以达赖和驻藏大臣协同管理的噶厦政府制；西南地区改土归流并酌情保留土司制；台湾为隶属福建的府州县制等等。同时，为笼络安抚少数民族上层，清廷广布“恩泽”，于封爵、给俸、年班朝觐、联姻等方面十分慷慨。终于将经常成为心腹大患的北方游牧民族变为中原王朝坚固的屏藩。在运用各种宗教巩固统治方面，清廷也大有作为。其对中国境内的大多数宗教加以扶植，只要不威胁到政权稳定，即不予干涉，表现出“包容天下”的豁达。但亦有其底线，那就是任何宗教都不能干预皇权，对宗教的世俗权力予以必要的限制；沿着“众建之以分其势”的基本思路，取得了明显的效果。

二 

中国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形成的深入人心的“大一统”观念，在中国古代边疆民族政策形成过程中一直发挥着积极作用，形成了一种无形而强大的向心力。“大一统”在秦汉时期变为现实，并于其后的两千多年里浸润着中国各民族的情感，根植于代代中华儿女的心灵深处。他们坚信，国家统一则各族共享太平、安居乐业；山河破碎则生灵涂炭、社稷丘墟。心怀天下，忧国忧民，是国人尤其是知识分子永恒的*价值取向。其对历代王朝维护统一、开拓边疆的不懈追求影响甚巨。古代中国四次大一统局面，其中有两次（汉、唐）是由汉族统治者完成，而另外两次（元、清）则是由边疆民族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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