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真的追求儒家“治世”的*理想，在实际行动中都大力发展辖区的慈善机构。归绥道德纶，“嘉庆八（1803）年以吏部郎中简任归绥观察。因义学废驰日久，捐廉兴修，设立规条”“于城南创置义冢一所，掩胔埋骼，有泽及枯骨之颂”。[8]（卷二十八?人部?宦绩）萨拉齐同知文山，满洲镶白旗人，自咸丰元年同治末年“三任萨拉齐厅事十年之久”“置义园名恤阴会，以妥旅榇”、“凡此间善举发轫于文山者居多”。[9]（卷二十六?职官表）而归绥道阿克达春更是有仁吏之声。光绪二年（1876），其上任伊始便查示归化原有养济院，济生店。当看到养济院“限于百名定额”，而济生店又“奈乏一定经费，每致有名无实”，致使老疾穷苦之人“每至冬春之际，饥寒交迫，沟壑堪虞。”[9]（金石志补遗）便倡捐银五百两，并劝谕商民捐助。当时归绥道“廪禄，额支银一百五十两，扣缺荒五十七两九钱七分二厘，又减三成一十四两一钱八厘四毫，实支三十二两九钱一分九厘六毫。养廉，额支银四千两，减二成八百两，实支三千二百两。”[9]（卷二十六?廉俸）五百两白银大约相当于阿克达春一年收入的六分之一，他却毫不犹豫一次性将之捐给归化城土默特慈善机构，可见其对慈善事业的热忱。其后，阿克达春将所集银两设牛痘局施种牛痘，设育婴堂收哺弃婴，并在济生院旧基添置余地，重建房屋，每年冬令收养贫民，且特别于所集善款中“提出四千两解交将军衙门，备充绥远城启秀书院膏火经费”。[10]（卷六?济恤）
土默特地方官吏在注重自身垂范，大力捐银兴修、扩建慈善机构的同时，更为重视慈善机构的经营管理和日常运作。阿克达春亲自细心酌定牛痘局、育婴堂、济生店等处章程条款，将之“分别刊勒卧碑，嵌立各该公所墙上，以期俾众周知”，并且“专设司事二人，管理善举事务”[10]（卷六?济恤），加强对归化城土默特慈善机构的监督管理。在经营管理慈善机构的过程中，土默特官吏根据本地区经济特点，制定并执行了以“发商生息”为主要形式维持当地慈善机构日常运转的经营模式。
归化城土默特慈善机构物资来源于政府直接资助和官商捐助，其主要是货币，也有一部分实物如粟米、皮衣、棺槨等但却鲜见义田。义田的记载仅见于清水河《义学院碑记》，且义田数量极少，只能“每年获租钱三二十千文”。[11]（卷二十?艺文）而内地慈善机构几乎都有义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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