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野葬与农耕民族几千年来入土为安的丧葬风俗相悖。以汉族为主的农耕民族认为“古人有言生寄也，死归也，至骨肉复归于土而生人之事毕”，“越千百年后，过其地者，若复爱之、护之、凭之、吊之。”[8]（卷九?地部?陵墓）一但人死后不得一抷之土，不能被后人瞻望，则被认为是最大的不幸。随着汉地移民进入归化城土默特地区，蒙汉民族不断融合，土默特地区大部分蒙民由游牧转为定居的农耕生活，有条件特守墓地，逐渐接受了汉族的丧葬习俗。在雍正时，归化城土默特地区尚有“凡产育婴儿殇者，无论男女，随时弃置野外，暴露风日之中，委为犬狼之食，以为如此婴儿庶得免罪转生”的习俗，但已经被视为“陋习”[20]（卷十二?艺文志）到光绪末年时，归化城土默特地区*基本退出了历史舞台，蒙民与汉族丧葬大体相同，“气绝时亦备衣食官椁之类”。[16]（卷十一?礼俗）正是这种入土为安的丧葬风俗逐渐被接受，才使土默特地区民众对路之白骨不忍相视，于是出现了所谓好义之人，捐资舍地，掩胔埋骨，建立不使尸身受犬狼饕餮的义冢义地，并使之延续发展。
最后，外国宗教机构为扩大自身影响，力办善举，客观上也推动了归化城土默特地区慈善机构的发展。
鸦片战争以后，帝国主义打开了中国大门，各国教会为了传播西方文化、配合殖民入侵，积极向中国内地渗透。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归化城土默特地区出现了西方殖民者的教会：同治三年（1865），“比国圣母圣心会，奉罗马教皇之命始至蒙古传教，其教区有七”，[21]（神教志?天主教）其中之一即为绥远。绥远教堂设在归化城北门外，“为归、萨、包、托、武、固、和、清、丰九县之总堂”[21]（神教志?天主教）光绪十九年（1893），“欧洲（基督教）教士来绥共六十余人，分往各处传教，大抵英美两国人多，其传入中国较迟，而经营事业传布之速度则较胜于天主教”[22]（卷五?神教志?基督教） 。各国教会争相发展教徒，扩大自身影响。他们通过开设医药房、婴育堂，学校等慈善机构，把自己塑造成力行慈善的救世主，以博得土默特民众的加入，从而达到推行文化渗透的目的。基督教之所以传布速度快于天主教，即因其能够更好的标榜自己“力行慈善”。基督教堂给入教者种种优惠，其大力宣传的慈善学校仅仅针对信徒子女，虽然“教外亦收，但须交相当之学费”。[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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