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理出版,特别是1949年以来中国学者的考察见闻 和研究成果的结集出版。斯文赫定的《亚洲腹地旅行记》、斯坦因的《西域考古记》曾吸引了几代读者,中国学者的经历并不比他们逊色,只是目前尚未为更多的读者所了解。
复次,中外学者合作应是今后新疆考察的一种重要形式。我们不能因为旧中国时,一些外国冒险家在新疆考察中侵犯了中国主权、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民族感情,就对中外合作戒心 过重。其实,即便在当时,中外合作进行科学考察也有成功者,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的实践 即是一例。对于这次中外学者的合作,斯文赫定曾写道:“从前有些西方旅行家恶劣的违犯中国国民的感情,因此遇到困难的事,在我们中决无所闻。中国人在他们国内是在家里,外国人只是客人,若果那些客人对于自身的利益,没有适当的机变和智慧,用宽宏合礼的态度 去对待他们的中国主人,由他们不好的态度,自身必食其报。就我所关涉的说,我将永不忘记这六年的快乐时光,我能有这种特利去与新中国的一些最特出的学者在野外同北平工作。 我抱着同情及感谢终身愿记着他们中的每一个人”[39]。而徐旭生则认为斯文赫定“老而益壮,实足使全团得一种兴奋剂。全团工作良好,他实应属首功”[40]。显然双方成功合作的关键是彼此尊重、理解和 支持。应该说,尊重、理解和支持,今天仍应是中外科学合作的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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