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来自从噶尔丹策零死后，，由准部贵族争夺汗位所造成的混战，已使“各部人众，咸失生业”51，“不获安生”52，新疆各族人民不断逃离准部，奔往内地，投归清朝政府。自乾隆十年至乾隆十八年三车凌投归的前夕，据不完全统计，在这八年之内，各族人民逃往内地者不下数十起53。但这些逃来者，除了一七五O年（乾隆十五年），小策零敦多卜之子达什达瓦部下宰桑萨拉尔“率所属来降”54外，其余多为单身来投者，或仅携眷属者，人数不多，影响甚小。但象三车凌这样大规模举部内迁，这在厄鲁特蒙古各部历史上还是空前的。这不仅反映出厄鲁特各部人民要求统一的强烈愿意，也标志着准部割据政权瓦解倾覆的危机。正如一位日本史学家对当时准部形势所描述的那样：“屈服于绰罗斯部洪台吉统治约有一个世纪的杜尔伯特、和硕特、辉特各部，现在也显示出叛离的形势，准噶尔汗的国家和统一正面临着瓦解的危机”55。这种估计是是有一定道理的。
应该指出，三车凌部投归清朝，确实对准部割据政权起着巨大的瓦解作用，为厄鲁特各部人民维护国家统一、反对分裂割据的斗争树立了良好的榜样。如《西域图志》一书所说：“都（杜）尔伯特台吉策（车）凌，首先内附，特封汗号，为闻风归来诸部倡”56，事实上也正是如此。在这以后，厄鲁特各部大小首领，接踵效尤率其部属脱离准部割据政权，要求内附，投归清朝中央政府。
一七五四年（乾隆十九年），也就在三车凌部内迁的第二年，车凌的从子刚多尔济，“自准噶尔挈户千余来归”57，被清政府封为多罗贝勒。与此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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