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深入研究后使他发现,为达此目的必须先从文化上入手,于是他转而锐意于以复兴中国文化的方式建设近代化的新文化。比较起来国粹派在这方面要自觉明确多了,即他们一开始就在“保存国粹”、“复兴古学”的宗旨下,推动中国固有文化向近代化转换。若对二者细加考按,国粹派与梁氏之间似应有相互的启发影响关系。
国粹派兴起于20世纪初年。此时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日甚,清廷专制统治的腐败使其民族压迫的本质更加显露无遗,因此国粹派的活动已与革命派反帝反清的民族民主运动结合起来。这样,国粹派的民族主义思想远非昔日中体西用论所可比拟,亦超越于梁启超之上。因为梁氏虽服膺民族主义,*上则曾倒退于开明专制论。如果把国粹派置于中西文化冲突交流的历史背景下予以评价,则其最大的文化功绩,乃是其以传统学术为根基致力于建设近代化的民族主义文化,并且演为以一群传统学养深厚的知识精英为代表的民族文化思潮。
由国粹一名,已揭示出它在外来文化的强大影响下保存和发扬本民族文化传统的宗旨,即其要在近代化的世界潮流中,发扬传统学术以保存民族文化的特质。国粹派把自己的宗旨概括为“保种、爱国、存学之志”[18],在这点上他们与维新派“保国、保种、保教”的宗旨有相近之处,但二者比较起来,国粹派对自己肩负的民族文化使命则更加自觉。比如他们视语言文字为国命族运所系,因而认为:“一国有一国之语言文字,其语文亡者则其国亡,其语言文字存者则其国存。语言文字者,国界种界之鸿沟,而保国保种之金城汤池也。”[19]这种认识必然有助于坚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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