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同志军是会党和同盟会联络并发动起来的。但是，由于资产阶级革命派从来没有做过细致的农民工作（他们同农民的联系主要是通过会党进行的）。四川同志军大都控制在哥老会手里。一九一一年九月成都血案后，“众哥弟一呼，四方响应”，（寇梁卿：《蜀路风潮记》（1914年石印本）上册，第33页。）以农民为主体的同志军几十万人，纷向成都挺进。“川西各县几为同志军所控制”。（石体元：《忆成都保路运动》，《辛亥革命回忆录》，第3集，第66页。）尹昌衡“以同志军难以控制，特设大汉公，作为哥老会的总公口”。（吴晋航：《四川辛亥革命见闻录》，《辛亥革命回忆录》，第3集，第，109页。）在大汉四川军政府的门口居然挂上“大汉公”的招牌，尹自封为大汉公的“总舵把子”。其所属军政部，也挂出“大陆公”招牌。一时间，不仅军政府内“普设公口”，（向楚：《成都蜀军政府成立亲历记》，《辛亥革命回忆录》，第3集，第95页。）而且城内各街、各警署也都打出公口招牌。“他登台的几天内，天天都到成都各街的公口码头拜客，各公口码头也都为他挂红进酒。……如是往返拜客披红，以致都督府急待处理的公事，也找不到人划行”。（王右瑜：《大汉四川军政府成立前后见闻》，《辛亥革命回忆录》，第3集，第72页。）他还在各路头目中选出资格较老的人联系四川各路哥老会，使其接受尹昌衡的号令。尹经过这番活动，于是具有两重身分：既是军政府的首脑，又是三山五岳哥老会的总头目。甚至使人感到大汉四川军政府也成了哥老会政府。他的活动虽然有一部分革命党人不理解，然而他却在长揖披红、称哥道弟中，使同志军中的哥老会首领，接受他的控制。接着，他就对同志军的首领采取欺骗、利诱、分化、威逼的手法，遣散、改编同志军，决定大部解散，小部分改编。这改编部分的官职正是留给同志军中比较有实力的首领的（如孙泽沛、吴庆西、张达三、张捷三等都是分别委以标统、镇参谋长之职）。而对大部分同志军（力量较弱的许多小股同志军），则以参加同盟会的、在川西有声望的哥老会首领张达三、张捷三等提出“功成不受赏，长揖归田庐”等口号，（以上参见王蕴滋：《同盟会与川西哥老会》，《辛亥革命回忆录》，第3集，第219—222页。）要他们“释兵归农”。人们都明白：尹昌衡作为“总舵把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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