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日,该报的社论说:“他们所期望的……是一个结构上的激变,使他们的国家摆脱暴政的邪恶制度,正是这种制度把中国排除于西方的影响、西方的贸易和西方的文明之外。”3月16日,该报又载文称这次举事将摧毁专制制度,开放中国的对外贸易。就连一直小心翼翼、对于这次举事持保守态度的英国外交官,也注意到了这一点:“所有同这个流产了的革命有联系的人,都是同西方混在一起、吸收了改革和进步思想的人。”[39]
这一新形象的塑造,在1895年11月10日《神户又新日报》刊登的《广东暴徒巨魁之履历及计画》一文[40]中,更能得到体现。这份报导所述细节,与事实多有出入,且不乏传闻的成分,连这次举事的首领的姓名也没有弄清楚,而只是称之为“范某”。但这些细节上的出入,恰好可以证明该报的中立性。更重要的是,这份报导刻划了一个截然两分的结构性格局:一边是代表着腐败落后之渊薮的满清王朝;另一边,则是代表着文明和先进的新一代海外归来者,和深受西方文化影响的东南沿海地区新一代青年。这从文中的言语叙述中可以得到反映。大量的隐喻性语词,如“留学美国”、“在英、德两国滞留”、“颇有学识”、“美国、濠州、新嘉坡等地归国者”、“俱乐部”、“海外归来者”、“文明空气”、“足履欧美之地”、“自幼不信迷信”、“西式兵勇”、“香港、澳门”、“新式武器”等等,在文中散乱地出现,在不自觉中将读者带进了一个充满想像空间的新语境。文中虽然没有明确使用“革命”一词,但它所描绘的,正是一种蓄势欲发的革命新潮流,和一幅行将展开的革命新图景。孙中山(虽然文中没有确指其名)被放置于这一新潮流的尖峰、新图景的正中,他的革命者形象自然已经绘就,剩下的只是一个正式头衔而已。
另一方面,乙未举事本身,便是孙中山人生轨迹的一个转折点。对于青年孙中山来说,这次行动的展开,好比是从空中到地面的“沉降”。这次举事的失败,给他留下了许多值得思考的具体问题,比如革命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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