际,固守辰州并不现实,急功冒进的阿尔津干扰了洪承畴的战略部署,而他以宁南靖寇大将军的身份与经略洪承畴的意见相左的情况下,清廷只能将他调回北京,以免引起不必要的纠纷,这是完全正确的。
到此为止,清廷对洪承畴仍然表示信任。但这种信任究竟还能维持多久,洪承畴心里并没有把握,而他所面临的压力却越来越大。这就直接关系到第三个问题,即顺治十四、十六年洪承畴两次借病辞去的真正原因是什么?
先说顺治十四年六月第一次借病辞去。我们已经知道,到顺治十四年的下半年,洪承畴在湖广前线的军事防御体系基本完成,离清军掌握战略主动接近了一步。恰恰就在此时,六月三十日,洪氏却借病乞去,其中有何隐情?
自顺治十二年以来,清廷就不断催促洪氏进剿云贵,而他的态度一直十分坚决,非同时具备三个条件绝不出兵:这就是官兵齐集、粮饷充足、事机凑合。顺治十二年底他以“兵未能齐,粮未能足,或时事机会未能凑合,职亦不敢轻举妄动,以成不了之局,贻后来之患”的理由,将兵部催促进兵云贵的计划轻易推到十三年秋冬[245]。十三年八月,他又老调重弹,认为条件尚未具备,“楚粤官兵尚未齐集,进取事机尚未凑合,此顺治十三年秋冬之交,计算酌量未可轻举。”[246]至顺治十四年年中,湖广前线的军事防御体现基本完成,而且兵部在十三年年底已将准备“明年春天”进兵云贵的计划上报顺治帝[247]。可以说,至此,对进兵云贵的计划,洪氏已是一推再推,无可再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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