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79]，可见他对自己的处境和地位还是十分清楚的，他知道，在大局已定的情况下，自己的使命宣告完成，只能以体力不支这种最平常、不引人注目的方式告退，或许带着走狗良弓之悲，但绝对不敢表露。分内之事还得勉力完成，如“为诸军任饷，十七年八月以前仍不能卸经手之责”[280]。可以说，这就是洪氏第二次乞病解任的内情。
对于洪承畴的乞请，清廷也没有加以挽留。洪氏乞病解任的揭帖在十月十六日到达朝廷，仅仅一周之后的二十三日，清廷即“特准解任回京调理”[281]，行政效率如此之高，如此不假思索，这只能证明以往的信任有加，仅仅是一种权宜，一篇迫不得已的权宜，并非真正信任无猜。敕命以来一直如梗在喉，此时洪氏自寻阶梯，正中清廷下怀。五省经略的赫赫威权，只是历史长河遇到坚强礁石激起的一朵小小浪花，转瞬即逝，从来就不能当作铁板钉钉的真实旧事重提，更不能成为洪氏争功的砝码。顺治十六年之后洪氏地位的尴尬，是有目共睹的事实。他最终只能成为又老又废的闲人，凄凄惨惨死在北京，是心机过度还是被清廷无情抛弃？历史是残酷的，又是顺理成章的，这与洪承畴个人天良是否存在关系不大，倒是与他关键时刻总是不够坚定的个性大有干系。我们不可能重演历史，也不可能完全恢复历史的原貌，但应该追求对历史作出更合理、更接近真实的解释。当然，本文仅仅是一个初步的尝试而已。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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