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皇帝，这显然是对关外奏议制的损益，它从决策程序的角度保证了皇帝对重大事务的独断地位（当然，一些奏折和本章在皇帝阅看以后交内阁、部院等有关部门处理则是清朝历代通行之惯例），与此同时，清廷又根据入关后统治全国的现实需要，将日常事务交内阁办理，以保证官僚*的正常运行。因此，就奏折制的起源和推行而言，开始于雍正朝的军机处并无特别重要的意义。
综上所述：清代的军机处和内阁并不是两个相互对立的权力系统，二者在权力分配上不存在此消彼涨的对应关系，而是在维护皇帝独裁权威，完善独裁体制原则指导下进行的政务分工，当然，新的分工体制反过来也微妙地改变着清廷内部复杂的权力关系。而奏折制源于关外*传统的事实则告诉人们：清代专制皇权的强化并非仅仅是汉族儒家文化作用的结果，尤其不是军机处这样一个简单的办事班子所能办到的。应该看到，清朝政府是以满洲贵族为主体的*实体，如果这一政权本身不存在有利于皇权进一步加强的因素，单纯儒家学说也不可能造就出“乾纲独断”的独裁局面。事实上，在入关前的满洲传统*中早已存在着大量有助于强化皇权的内在因素，例如：满族重视主奴差别，严格尊卑贵贱，强调笃诚事上等在实际*生活中都极易转化为忠君敬上的*教义。热衷于强化皇权的雍正帝对此知之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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