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指出的是，这些条件在各地的实施情况不尽一致，有些并未严格遵守，有的随大环境的变化而发生变化。关于盐商必须“在行盐地方居住”的规定，先时就未很好执行，以后又被忽略、删改。如乾隆年间，广东生员多半回本籍居住。三十四年（公元1769年），朝廷为岁考事令“清查土商（即本地冒商籍商人）及流商已退埠者（指不在省内行盐的外省盐商），概不准收考”，广东省经清查后，实得“商籍”应考生童12名，而据官府对该省数年中的统计，广东省每年有外省持“商籍”者 70-80人之多，数额相差悬殊。地方对此的解释是：应报考的盐商子弟，“因远居埠地，未及赶回报考，是以仅止一十二名之数”[35]。但这个说法是不能圆其说的，因为只有长期远在外省居住，才会“未及赶回报考”。可见，当时确实有许多在粤行盐的外地商人而未在粤长期居住。当然，悬殊的数字中也不排除有冒籍之人。对“必须在行盐之地居住”这一条，两浙盐区也有人提出不同意见，认为朝廷既然“隆优恤之典、广进取之阶”，对占“商籍”“以现在执引行盐之人为凭”，那么就不必拘泥这些人来自何处、是否在此长期居住等，凡行盐者只要注明“现在行何地引盐，住居何所字样”，便应“一体准其入商籍应试”[36]。这是一种带有代表性的主张。事实上两浙盐场也已不照原规定行事了。不必在行盐地居住，那么有无不动产，田庐、坟墓在哪里等，都无关紧要，“商籍”的空间、地域概念冲淡了。这也说明在实施过程中，“商籍”的行盐特质日益加强，经营手段成为入籍条件中最关键的要素。以致于在当时，大凡盐商均可在行盐地争得“商籍”之资格，“商籍”和寄籍相通了，其涵盖面也随之拓宽。

清代，每省“商籍”生童名额并不统一规定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