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三，澳门作为勤王活动的指挥中枢，虽然有其有利的条件，但也存在着不利的一面。从地理条件上讲，澳门地域十分狭小，在未引起当局和清廷注意的情况下，尚可因其偏处一方而成为保皇人士及家属的活动与避难之所，但一旦被注意，举手投足皆在官方监视之中，原有优势即不复存在。康有为后来在总结澳门工作教训时讲：“试问今日之事为何事乎？乃秘密之事也。稍有疏泄，则办事者杀身无地矣。港、澳皆驻委员（按：指清廷所派侦缉人员）密查我事，同志数人知之。然今各事犹皆败于泄，致使大款涂地，人才陨落。”[4](P32)此处说的就是这一情况。而且澳门此时的对外交通、通讯、金融等都还不够发达，许多事情上不得不仰仗香港，这也给保皇总会的工作带来诸多不便。从社会条件上讲，康有为等人在澳门虽有比较坚实的工作基础，但基本局限于华人知识分子和少数商人，既缺少地方*势力的支持，又没有雄厚经济实力赖以支撑。保皇总会开展勤王活动的经费几乎完全依靠海外汇来的捐款，数目有限，时有不继之虞，而澳门本身又无从筹措巨款，势必穷于应付。此外，澳门正处于葡萄牙统治之下，而葡人此时唯英人之马首是瞻，英人虽对康有为取保护态度，但从维护自己的利益考虑，反对其在两广发动武装勤王、尤其是由港澳起兵袭取广州的计划。英人这一态度，势必影响到葡人。澳门保皇总会的活动不能见容于港英和澳葡，自然难于生存。 

【参考文献】 

[1]　丁文江，赵丰田.梁启超年谱长编[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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