舍宅，鲁肃指，何以加兹。吾奉密诏，奔走海外，乞师求救，君高才远虑，为吾筹画，周切深至，岂惟救吾身，实以救中国也。”（注：《写赠何晓生书》，蒋贵麟编：《万木草堂遗稿外编》下，台北，成文出版社1978年版，第583页。）何东则秉其意公开为维新派的行为辩护。其时有自称“当世求真士”者致函香港各报，诋诽康有为，何东特致函香港《每日报》予以辩驳，他称赞康有为求维新，于中国国运攸关，“当世求真士”反议论其为人，品格低下。“夫康之败，不为可耻，诚为可惜，欲变中国之旧法而未能，欲维新中国之政府而未可。”中国因为守旧，大败于日本，割让旅顺、胶州、广州湾，若非各国互相猜忌，中国肥美之地，早已尽由守旧者租与外国。只有认真自强，才能除去战败之羞。维新各政，均于中国有益，守旧党从此不能舞弊自肥，所以竭力阻挠。”（注：《官犯康有为》，1898年11月20日《中外日报》，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第3册，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第457页。）
1899年7月，保皇会成立，很快在全球各地广开分会，募捐筹款，积极筹备勤王举义。10月，康有为因母病从美洲返港，实际目的是就近坐镇指挥复政勤王。在港3个月，日本和内地的保皇会会员及相关人士纷纷来港，与康有为会面，商谈有关事宜。（注：梁应骝函告谭良：“长者还港，各省会豪杰来见者不绝”（方志钦主编、蔡惠尧助编：《康梁与保皇会——谭良在美国所藏资料汇编》，天津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26页）。）这时清廷预谋立储，急于扫清障碍，在密谋绑架、行刺不遂的情况下，于1899年12月和1900年1月两度发布上谕，公开悬赏购线，务求捉拿或行刺康、梁，并特调李鸿章督粤，加紧行动。李鸿章派刘学询策划，从康有为到港之日起，就密切注意其举止行踪，开始计划利用孙中山诱捕，后又改用港澳之人，“法用诱用掳，活上毙次。上瞒港官串巡捕，如劫盗行径，与国事无涉。询已有港、澳可用之人，逆不远扬，相机必得。候孙来商截南洋之路，防逆闻此次诏捕外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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