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必乱天下。’恩大感泣曰：‘子真大清之忠臣也’”。由此得到江南陆师学堂总办的位置。俞氏品行确有易招非议处，报界称其“为人虽似开明而工于趋避，其钻营之术往往出人意表”〔41〕。此后，他在1903年学界风潮中备受冲击，留学日本的长子俞大纯也指责其“任人不明，是非颠倒”，“若不改良，必将身败名裂”〔42〕。清末俞明震官至甘肃提学使，民初担任过肃政厅肃政使，但对朝廷官府并非死心塌地，时与顽固守旧官绅有所冲撞。将他牵连在内、聚讼纷纭几十年的《苏报》吴稚晖告密公案，经学者考证，不仅吴并未告密，就连俞明表示吴以当局捕蔡元培、吴稚晖之公文，也是有意放两人一马〔43〕。易顺鼎1902年简放广西右江道，民初一度混迹遗老队伍中，却毅然剪辫，并长歌记其事，将新旧、满汉、上下一齐骂倒〔44〕。
甲午和庚子，清政府两度恣意妄为，以牺牲百姓社稷为代价，保家财逞私欲泄私愤，引起士绅的激烈抗争。同时，在西学的影响下，新学士绅选择近代欧美民主制度，作为解决冲突，抑制皇权的最后手段。台湾民主国官绅在这两个关键时刻的所作所为，就是近代士绅*品格一个侧面的典型表现。这种对于皇权恶性膨胀的反弹，很难用革命与改良的两极判断解释定性。因为此类官绅一般并不积极主张以激烈方式进行社会改革。此外，尽管台湾民主国内渡官绅在行动上程度有别，其爱国情怀的深切与救国动机的真诚，则不应怀疑挑剔。
注释：
〔1〕陈彪：《洋务运动与维新运动的交合点——台湾民主国》，《社会科学战线》1986年第2期。
〔2〕《井上雅二日记》，明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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