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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光帝在香港问题上态度演变之探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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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7-3-10 10:47:37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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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批道：“何至受此逼迫？忿愤难言！”［⑤⑦］同日，道光帝谕军机大臣等，称：“耆英等奏，连日与英夷会议，粗定条约一折。览奏忿恨之至！朕因亿万生灵所系，实关天下大局，故虽愤闷〔懑〕莫释，不得不勉允所请，藉作一劳永逸之计，非仅为保全江、浙两省而然也。”［⑤⑧］８月２９日，耆英、伊里布、牛鉴和璞鼎查分别在条约文本上签字。３１日，耆英等奏《详陈议和情形折》。同日，道光帝就耆英等所陈情形发出上谕称：“耆英等奏，详陈夷务情形，亲往夷船妥为招抚一折。览奏忿懑之至！朕惟自恨自愧，何至事机一至于此？于万无可奈之中，一切不能不勉允所请者，诚以数百万民命所系，其利害不止江、浙等省，故强为遏抑，各条均准照议办理。”［⑤⑨］至此，道光帝允准了包括“大皇帝准将香港一岛，给予英国君主暨嗣后世袭主位者，常远主掌，任便立法治理”条款在内的“和约十三条”。
综观此阶段道光帝在香港问题态度由丧失收复香港决心发展到主张“赏借”，最后同意割让香港的变化，我们认为，香港割让的主要责任应归咎于道光帝本人。倘若道光帝不给予耆英等人“便宜行事”的权力，不承诺“一切不为遥制”，那么，耆英等人也不会如此迅速地答应英方所提出的侵略要求；倘若此时道光帝不主张议和，而及时采纳８月１日吏部左侍郎杜受田奏请的用“火攻一法”，攻击进犯南京的英国兵舰，那么，战争的形势或许会朝着有利于中国方面转化。因此，香港被英国割占，就中方而言，其罪责归咎于道光帝是不过分的。当然，我们也注意到道光帝接受议和条款是迫于国内外情势。彼时彼地的道光帝感到：“（一）英人船坚炮利，非力所能敌；（二）前此料其船不能入长江者，今乃知其能；（三）长江既据，则盐漕无出，南北断绝；（四）英人将北上天津，危及京畿；（五）前此料其只能水战，今乃知亦能陆战；（六）满蒙将领，更无可用之人；（七）国内情形不安，不了此局，内乱将起；（八）英人并无土地野心，所求不过通商；（九）防费浩巨，不如以此款抚之。”［⑥⑩］所以，在最后接受条约时，他的心情痛苦万分。据记载称：“传闻和局既定，上退朝后，负手行便殿阶上，一日夜未尝暂息。侍者但闻太息声，漏下五鼓，上忽顿足长叹，旋入殿，以朱笔草草书一纸，封缄甚固，时宫门未启，令内侍持往枢廷。”［⑥①］这表明道光帝充当清代第一个答应外国侵略者要求的帝王，“实出于不得已”［⑥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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