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工产品的巨大“剪刀差”是前资本主义社会价格中的比价表现，因为投放市场的农产品多为地主的地租收入及农民的剩余产品，目的不是获取利润，“所以，没有必要使市场价格提高到同他的产品的价值或生产价格相等的水平。”［①⑦］与市场关系紧密的手工业者却利用这种机会使手工产品的价格高于农产品的价格。当然，商人和高利贷者的中间盘剥获利更大。然而在中国，小农经济与市场的天然联系促使个体农民在从事农业耕作的同时发展起家庭手工业，与之相适应的是作为手工业原料的经济作物的广泛种植。明清江南地区出现棉作、桑蚕压倒稻作的势头，而且出现了一些专门从事手工业的小商品生产者，促进了市镇的产生及繁荣。总体说来，小农经济的多种经营，城乡关系的融合使农工产品的比价不大，这类因素都不利于社会分工的深化和生产关系的质变。

明清江南地区的价格水平仍然以谷价为基础，这似乎与江南富户多为地主型有关，即便货殖起家，后也大都购地成为地主，说明地租规律仍占主导地位，地主土地所有权制约着价格规律的运动。

产品价格的上下波动关系到生产者的经济利益，竞争成为明清江南经济区一种有力的市场机制。江南地区长期保持了丝帛、棉布的垄断价格。棉布等产品的大量输出，刺激了商品性生产普遍、广泛的增长，促进了生产技术的若干改进和单位生产率的提高。但产量竞争的同时，质量竞争依然进行，尤其表现在江南举足轻重的丝帛制造业中，受棉纺织业的排挤，丝织业向制造高、精、尖产品方向集中。这种生产耗费大量资金、物资、人力和时间，使技术改进导向精益求精，而非着眼于生产规模的扩大和生产分工的加强。又由于长途贩运的功能，这种使其价格大大高于价值而以忽视劳动生产率为代价的生产有很大的效益和竞争力，于是从一个方面说明了江南及全国市场打上了前资本主义的鲜明印记，另外，来自超经济力量的干预，如政府专卖、市买和官营工商业、特权商人的垄断，使自由竞争无法顺利、正常地展开。

明清时期出现“银本位”的端倪，这也与江南商品货币关系的发达不无关系。交易的频繁，数额的扩大，贸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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