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商与封建*势力之间形成的上述关系，对自身、对社会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第一、为了仰攀、逢迎封建*势力，徽商耗去大量资本，难以向产业发展。在这方面以徽州盐商最为典型。盐商为了保住自己的垄断经营权，不得不经常对政府、对皇帝尽忠报效。就军需报效银而言，仅在乾嘉两朝，淮商七次共捐银２１００万两，浙商共捐银５４０万两。［（５４）］这笔庞大的开支自然绝大部分由徽商付出。如果加上其它诸如赈灾、河工、庆典等报效银两及其他各朝所捐的各种银两，其数目之巨是十分惊人的。这势必使徽州盐商耗去大量的资本，从而严重影响徽商的资本积累。

这里要特别提到的是所谓“借帑营运”。据《清史稿》载：盐商“或有缓急，内府亦尝贷出数百万以资周转。”大盐商江春因乾隆南巡迎驾有功，皇帝特准借帑银三十万以资营运，这看起来是一种无上的荣耀，殊不知这对盐商来说，好比雪上加霜，因为“帑本外更取息银，谓之帑利，年或百数十万、数十万、十数万不等。”［（５５）］这种帑银实际上是皇室贷给盐商的高利贷，由于帑息很重、条件苛刻，而且不得轻易延缓还期，往往成为盐商的沉重负担。到道光九年时，两淮盐商已欠帑至４０００万之多［（５６）］。这就是盐商资本所谓“内不足而借赀以济运，所得不偿其所失，则赀竭于外矣。”［（５７）］结果，“商力因之疲乏，两淮、河东尤甚。”［（５８）］成为徽州盐商衰落的重要原因之一。

至于徽州其他商人交结封建*势力，也主要凭借银钱作媒介。在两淮盐政巴宁阿与盐商汪肇泰交结联宗一案中，乾隆帝曾说：“试思汪肇泰系微末商人，巴宁阿若非图其馈遗谢仪，何肯与俯就联宗，即使巴宁阿未经明言，该商希图往来交结，岂有不馈送贽见之理！纵使巴宁阿在任未久，不暇向伊需索，但既与该商认作本家，且自称长辈，安知不望报于异日？巴宁阿进京后，该商人逢遇年节，或寄送礼物，俱属事之所有。”［（５９）］应该说乾隆把双方的心理分析得十分透彻，而且这种心态很具有普遍性。在官商交往中，双方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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