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淮安河下徽商的衰落

淮北引岸除乾隆中期盐斤短暂畅销以外，历来为积疲地区，“各商虽有认岸之名，终年无盐到岸，小民无官盐可食，反仰给于私枭，私盐愈充，则岸商益行襄星”［（７７）］。于是，“自正阳关以西，皆占于芦私（长芦私盐），以东皆占于场私（盐场私盐），北商十有一、二，岁运仅数万引，其滞岸则皆弃店罢市，逃避一空，十年无课”［（７８）］。当时，淮北有“牵商”制度，就反映了盐商间相互推诿的情形。据清人王ｓｈēｎｇ＠①⑤《清河王氏族谱·先世述》记载：

嘉庆初，淮北鹾务有牵商之举，富户概不能免，商总司其事，堂叔祖经五公（按：系山西商人）名在册。公见鹾商豪侈为子孙累，亟避去，转暨邗上。官檄雨至，本籍行查，以久无音耗，遂止。有质库在郡城，道光元年迁居城内南门大街。先祖廷选公亦被牵商，度急切不荻辞，投身自认口岸，试行两载，以亲老告退。

由于淮北盐务的衰落，许多商人都日趋式徽。徽商程量越一支“越数传，事业凌替，宅舍圯毁”［（７９）］。到乾隆五十一年（１７８６年）以后，五字店后宅已圯，“惟大门及前厅等处尚存”。康熙年间由漕运总督书写的“乐善不倦”匾额，竟因“宅小不能置”［（８０）］，而不得不送到城内报恩寺中托僧人代管。其他的中小盐商也有类似的境遇［（８１）］。

揆诸实际，淮北盐务的衰弊，主要是由于不合理的“湖运旧章”所致。原来，淮北盐斤在产地价格甚为低廉，但因场盐运到各口岸，中间须经淮安西北掣验改捆。“各项工人赖此衣食，工价日增，浮费与之俱增，成本因之较重”［（８２）］。每引成本多达十余项，至淮北岸埠“价不偿本，故官（盐）不敌私（盐）”［（８１）］。有鉴于此，淮北大使林树保密谋改道以节省糜费，不料预先走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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