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河下一带五方杂处，豪商巨贾相互矜炫，奢侈之习蔚然成风，衣食住行，糜费日盛。明代中叶以前，“淮俗俭朴，士大夫夏一葛，冬裘，徒而行”。此后出现两人乘舆。到明末“通乘四轿，夏则轻纱为帷，冬则细绒作幔，一轿之费，半中人之产”。乾隆《山阳县志》卷４接着断言：“淮俗从来俭朴，近则奢侈之习，不在荐绅，而在商贾”。显然，挟资千万的盐商富贾也是习俗嬗变的关键因素。

    （１）  康熙《徽州府志》卷２《风俗》。

    （２）  《明史》卷７７《屯田》：“迨弘治中，叶淇变法，……诸淮商悉撒业归，西北商亦多徙家于淮”。

    （３）  光绪《重修安东县志》卷３《建置》。

    （４）  吴从道《安东》诗，见丁晏、王锡祺编《山阳诗征》卷７。

    （５）  如歙人程必忠，明季始迁安东；程易，“世居歙之岑山渡，后迁淮，治盐业，遂占籍安东”；程增，“父自歙迁淮之涟邑（即安东）”。俱见王觐宸《淮安河下志》卷１３《流寓》，淮安市图书馆古籍部据抄本复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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