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之中的中国民族工商业。但在同一过程里，外国的商品和资本又强有力地冲击和改组着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结构，一方面由于小生产者的商品无法与外国资本主义机器大生产的商品竞争而加速了小生产者与生产资料的分离，这种分离的结果又为资本主义生产提供了广阔的自由劳动力市场；另一方面随着中外经济贸易的发展，中国以丝、茶等为大宗的商品大量出口，从而带动了中国城乡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城乡经济商品化程度的提高。中国的商品生产开始被卷入了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网络，并受到资本主义经济规律的影响。所有这些，无疑都有助于新的社会生产方式在中国的发生和发展。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的社会*、经济、文化生活发生了趋同于时代潮流的大变动，从而取得社会进步与价值观念的逐渐更新。当然，这种更新又是以惨痛的代价为前提的。
（三）在条约制度下，一种完全独立于中国行政系统和法律制度之外的外国人的社会权力结构逐渐在中国沿海一带找到了立足之地，并且迅速地膨胀起来。于是，条约口岸逐渐成了“中外共管、文化混杂”的中心城市。它极大地便利、加强了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加深了中国的半殖民化。但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这种来自西方的社会权力结构又是近代西方工业文明的缩影，它的存在，提供了中西不同的*制度、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文化形态接触比较的场所，许多先进的中国人正是从这种接触比较中看到了两种文明之间所存在的历史差距，走上革新之路的。因此，它的存在及其向内陆腹地所辐射的影响，在一定意义上又加速了中国传统的国家体制和社会制度的解体和改组。这是在一种扭曲的历史运动里所表现出的前进趋向。
作为一种复杂的历史存在，条约制度曾强有力地影响着中国的近代命运。在条约制度下，中国的主权不断受到损害，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痛苦、屈辱、灾难和压力，这是谁也无法否认的事实。然而，这种痛苦、屈辱、灾难和压力所激发出来的危机意识又成为中国文明走上自我更新之路的起点。从这个意义上说，条约制度几乎是所有后现代国家的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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