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剩人口的普遍存在和不断涌现，意味着劳动力越来越便宜，资源和资本越来越昂贵。这样，对劳动替代型技术的需求也因之降低，致使科学技术长期停滞不前，经济的增长日趋“内卷化”，陷入了一个“高水平均衡陷阱”：一面是人口的迅猛增长，土地资源日益短缺，传统技术的潜力已经挖掘殆尽，整个社会生活水平处在“饥寒界限”以下；一面是科技的停滞和劳动生产率的降低，以致产出的任何增加都只能依靠人口和消费的增加。据推算，明代每个劳动力年产粮食在4027斤水平线上，到了清代却下降至2262斤（注：胡戟：《从耕三余一说起》，《中国农史》1983年第4期。）。当时单位面积产量的提高，依赖的不是科技的进步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是更多的劳动投入，如施肥、深耕、复种等。对此一问题，嘉道时期的著名学者包世臣已有所认识。他说：“凡治田不论水旱，加粪一遍，则溢谷二斗；加做一工，亦溢谷二斗。”（注：包世臣：《郡县农政》。）据现代学者推算，当时水田一亩需八九个工，按亩产1.5石计，则加一个工只增产30％而已。在复种的场合，情况亦然。如加种一季春花， 增产的粮食不过相当于秋粮的20 —30％；种双季稻亦只比种单季稻增产20—35％。尽管亩产量在增加，但单个劳动力的劳动生产率却在下降（注：许涤新、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00页。）。而单个劳动力的劳动生产率的降低，就意味着劳动力边际效益的降低。与此同时，大量过剩人口的存在，使劳动者阶层的就业压力空前增大，以致争佣争佃事件不断发生。而地主、商人则乘机增租夺佃，压价工价，使在业劳动者的实际收入日益减少。在沉重的人口压力下，农民既苦于劳动所得低于维持生活所需，又不得不在边际效益降低的情况下继续投入大量的劳动，以致“所入者愈微，所出者益广”，即使“终岁勤劳”，仍要“毕生惶惶”（注：洪亮吉：《卷施阁文甲集》卷1《意言·治平》。）。 “其得以暖不号寒，丰不啼饥，而可以卒岁者，十室之中无二三焉”（注：章谦：《备荒通考》，《清经世文编》卷39。）。而劳动阶层的普遍贫穷，又反过来抑制了资本的原始积累和市场的发育，使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一直徘徊在低水平层次。

    总之，清代中叶人口的高度增长“对整个社会经济所起的消极作用，是非常明显和非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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