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三地外出的场所这一角度分析，我们发现，大胜柳氏外出时的目的非常明确，而且其目的都是处理某一具体事务，因此他外出的场所都是指向明确的、与这一具体事务密切相关的人和事的所在地，其中绝大多数是个人家庭。同里金氏外出就显得不如大胜柳氏正规了，并不是每一次外出都有十分明确的目的，当然他知道至少可以获得一定的信息，因此他外出的场所绝大多数是个人指向性不甚确切的公共场所，而茶馆、商铺等正好符合了这一需要。例如，他几乎每天早晨都要去离家仅有两三分钟路程的三凤轩茶馆喝茶，有时甚至早晚两趟，这已成为他生活中必不可少的内容。在他身上，外出本身似乎已变成了目的。上海柳氏外出的目的性又变得十分明确，但与大胜时不同，其目的并不完全是处理某一具体事务，因此去私人场所的次数相对较少，去公共场所的次数相对较多。但他去的较多的公共场所是可以获得英洋交易信息的钱庄而不是茶馆，他不是通过与别人漫不经心的交谈来获得信息，而是直接去确定场所了解公共信息，这与同里金氏也不同，这一不同的方式，我们认为是由二者所处的环境的不同造成的。镇区，由于地域相对狭小，成员相对集中，人们即便不是熟识至少也是面熟，因此相互之间具备了直接交流的信任感；加上信息内容的有限和处理手段的缺乏，镇区不存在将其各种信息进一步分类整理的环节。因此人们只有通过个人之间的直接交流获得内容繁杂的各种信息，然后再从中搜索对自己有用的东西。可见镇上人获取信息的过程较为漫长。与镇区相比较，城区，由于地域相对广大，成员相对分散，熟人较少，因此相互间难以进行直接的交流；加之信息内容的庞大和具备一定的处理手段，城区出现了某些信息专门化的机构，因此人们只要径直去相关的场所就可获得所需信息。可见城里人获取信息的过程较为便捷。以上三地外出目的的不同，我们可以将它归纳为这样一条线索：乡村地主外出的主要目的就是处理人事，或者说就是与他人交往；镇上人外出目的是通过与人交往来获取信息，这时的他人只不过是自己获取信息的一种媒介而已；城里人外出的一个重要目也是为了获取信息，但是以他人作为媒介的这种方式已大大地减少了。这种人际交往功能的不同完全是由三处环境的不同引起的。

    从三地与外界联系范围的角度分析，我们可以看出，乡村对外界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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