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60）始建，历代官方修筑管理。而修筑官圩的圩夫，仍是圩中之民，所谓“圩内之民，即起坝之夫”[12]。官方将圩与行政区划结合起来，仍是通过圩中类似保甲的圩甲组织，仍是通过并依靠士绅及圩中实体性的社会组织——宗族、乡族组织治理圩区。顺治十五年（1658）官方批准并下令立碑勒石的大官圩生员汤天龙等条陈修筑官圩十六款中可知，官圩修筑，是“以齐民治齐民”，官圩中起实际统辖作用的是4总圩28小圩长背后的各族绅邑。在这里，基于水利工程的乡族组织似已经发挥着综合治理圩区的作用。甚至要求官府退出圩区管理——“工房不得与事，自免需索”；“夫齐则工备，何必委官提勘？”甚至拥有责罚之权——“有竹板为扑责，具以督愚顽。”
事实上官圩也好，民圩也好，官方均以其中的社会实体组织——宗族乡族为基础，建立了属于里社保甲系列的行政组织，不少地方将中等以上的圩，作为一级行政区划。如太平府“乡”以下，“社”与“圩”并列；无为州则是“乡”、“图”、“圩”*行政区划。[13]而实际于其中起领导作用的，则是乡族组织及士绅。
水利设施除“圩”以外，还有堤坝、涵闸。这些水利设施多数为知县动员或支持各姓宗族及其代表族绅所建。而各姓宗族也便在水利设施的建设和管理中，发生了“互动”“共生”的关系，组成了综合治理基层社会经济社区的乡族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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