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上述三个方面的考察，我们可以发现，清朝无论是在海外贸易的基本政策上，还是在关税政策和具体的管理制度方面，都呈现出一种限制本国商人要远远甚于来华外商的政策特征，而外商从清朝那里所得到的贸易利益待遇也远远高于中国本国商人，甚至还以牺牲本商商人利益来成就来华外商的利益。从这一比较看，清朝在海外贸易政策方面可以说是“排内”而不“排外”。

[1] 席裕福：《皇朝政典类纂》卷一百一十七〈市易〉，“藩部互市条”。

[2] 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五百一十〈礼部〉，“朝贡?市易”条。

[3] 据《清高宗实录》卷四百二十四的记载，“乾隆十七年十月，又谕军机大臣等：阿里衮奏称，本港洋船载米回粤，请照外洋船只之例，一体减免货税等语。外洋货船随带米石，至闽、粤等省贸易，前经降旨，万石以上免其货税十分之五，五千石以上免其货税十分之三。原因闽、粤米价昂贵，以示招徕之意。若内地商人载回米石，伊等权衡子母，必有余利可图，若又降旨将船货照例减税，设一商所载，货可值数十万，而以带米五千石故，遂得概免货税十分之三，转滋偷漏隐匿情弊，殊非设关本意。至上年新柱在粤，因米价未平，出示晓谕，乃随时酌量办理之事，岂可援以为例耶？著传谕阿里衮知之。”由此可知，当时乾隆帝对于本国商民载米减免货税之事，曾持消极态度。经过有关官员的多次上奏，乾隆帝才下令准照外商之例给予本国海商的相同待遇。

[4] 据《粤海关志》卷九〈税则〉的记载，划分外国商船的等级标准为，一等：长七丈五尺，宽二丈四尺，长宽相乘之积为十八平方丈；二等：长七丈二尺，宽二丈二尺，长宽相乘之积为十五点八四平方丈；三等：长六丈六尺，宽二丈，长宽相乘之积为十三点二平方丈。划分本国商船的等级标准为，一等：长七丈三尺，宽二丈二尺，长宽相乘之积为十六点六平方丈；二等：长七丈，宽二丈，长宽相乘之积为十四平方丈；三等：长六丈，宽一丈八尺，长宽相乘之积为十点八平方丈；四等：长五丈，宽一丈六尺，长宽相乘之积为八平方丈。

[5] 陈希育：《中国帆船与海外贸易》，厦门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350页。

[6] 参见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第四卷，汉译本第396页。

[7] 据陈希育考察，外国商船的平均贸易额为150000两，而中国商船的贸易额却只在21429至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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