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乡村经纪人观念。美国学者杜赞奇利用满铁资料对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进行分析之后，在《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一书中提出了乡村基层领袖在国家与乡村社会之间扮演着“经纪人”角色。他将“经纪人”分为两类：一是“赢利型经纪”，他们将小农视为榨取利润的对象；一是“保护型经纪”，他们代表社区利益，并保护自己的社区免遭国家的侵犯。“经纪人模型”注意到国家与乡村社会之间的角色，大大深化了国家与乡村社会互动的研究。近来，有学者进一步阐发了这一观点，提出以国家、地方精英和民众的三层分析方法，来解读中国乡村社会。　  

　　3.农村社会的转型。Shue在叙述中国国家权力与乡村社会之间关系时认为，1949年以来国家对农村的控制经历了毛泽东时期的“蜂房式”制度到商业网络和政府机构直接渗透到乡村的变迁。在毛泽东时代，农民被固定在当地社会中，国家依赖地方干部对中央政策进行地方化式的“变通”，其角色颇类似于中华帝国时代的“士绅”，从而农村社区对于自上而下的*控制基本上是不开放的。相比之下，改革以来的一系列经济开放政策和行政改革措施把农民纳入到具有一体化趋势的商业网络和不断强化的地方行政制度的控制当中，使他们的社区逐步向自上而下的社会控制形式开放了，也使中国出现了一个史无前例的国家力量延伸阶段[6]（p67—90）。　  

【参考文献】　  

　　[1]　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　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4]　费孝通.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6.　  

　　[5]　许纪霖.本土化的理解误区［J］.香港社会科学学报. 1994，（4）.　  

　　[6]　Vivienne Shue,The Reach of the State:Stretches of the Chinese　Body Politic［M］.Stanford:Stanford Univercity.Press,1988.转引自王铭铭.国家与社会关系史视野中的乡镇政府［J］. 中国社会科学季刊（香港）.1998，（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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