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 见柯文（Paul A.Cohen）：《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林同奇译，中华书局，1991。

[7] 黄仁宇：《地北天南叙古今》，时报文化出版公司，台北，1992，页160。

[8] 韩格理（Gary G.Hamilton）：《中国社会与经济》，中译本，联经出版公司，台北，1990，页228—230。王国斌也指出这种追问“未发生事务”之不当，见《转变的中国——历史变迁与欧洲经验的局限》，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页8－9、91。

[9] 参见吴欣，1987，页117、119。

[10] C.S.霍尔：《弗洛伊德心理学入门》，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85，北京，页43—44。又，参见王国斌：《转变的中国》，页90－91（蒂里C.Tiliy提倡“前瞻推测”的研究方法）、259－261（批评“回顾性分析”方法）等。

[11] 参见吴欣：“服丧未尽的余哀”，《东方纪事》，1989：1，页72—73。 

[12] 参见吴欣，1987，页119—120。

[13] 参见吴欣，1987，页119—120。布罗代尔曾说：必须注意，不要把资本主义看得过分简单，以为它的成长必定经历几个阶段；又说：“一种文明凭什么始终要比另一种更聪明和更合乎理性呢？”“其实这种优越性也来自历史的偶然和暴力，来自全世界范围的‘发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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