递减，但它却可能更为有效地利用日益增多的劳动力；如精耕细作的农作方式及经济作物生产，往往需要较多人手，例如江苏一些地方，雍正以前棉作较少，“盖黄霉削草，必资人多，曩时人较少也”，后“生齿日繁，故种棉渐多”，仍对生产发展有正面的贡献。可见人口增长对清代经济的贡献，就是对高水平发展也不例外。因为没有人口的如是快速而大量的增加，则没有需求的扩大；没有需求的如是扩大，就不会形成生产上的扩张和“规模经济”的出现，便也没有地区间的贸易和比较优势的交换可言。由此看来，清代中国经济所取得的所有成就，无论是土地的全域性开发，还是跨省区优势交换格局的形成，如果没有人口的大量增长，都是不可想象的。也可以说，中国传统经济需要那样高度密集的人口，二者之间有着一种相辅相成的关系。人口的增加，对于中国传统经济的各发展阶段，无疑都起到过推动的作用 [41]。
而且，我们不应忘记，在中国历史中的大多数时间里，农业都是“非充分生产”的，直到今天；它一方面养育了十几亿的人口，另一方面，不是仍然存在着大量的粮食（及其他农副产品）剩余吗？
人口增加还对租佃制度产生了深刻的“始料不及”的后果，它迫使地主将租地分给更多的佃户耕种，结果就产生了张五常在《佃农理论》中所说的地租率的下降 [42]。因此，我们怎能把中国历史上的一切“不是”都推在“人口”上？或把那一切都称作“不是”呢？
但是，上述论点很可能受到如下的指责：这是不是把中国的历史说得太好了？还要不要中国革命了？如有学者指出，（人口众多所导致的）整体性贫困是20世纪中国革命的基本原因；否认这一点，对有关问题的解释，就会缠入越来越多的解不开的死结当中 [43]。这类意见曾在不同场合引起讨论。笔者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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