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这种竞争是不完全的竞争，因为市场上仍存在垄断，如山东历城县曲家庄有个“家甚富”的王金，“尝尽收一市牛，凡数百头，价二十千者，……价三十、四十千者”（注：马国翰：《竹如意》卷上，活财神，转引自郑昌淦：《明清农村商品经济》，458页，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山西寿阳“邑之棉花买自栾城，统计一邑每年不过用数千驼。今岁虽云薄收，而旧日之积蓄尚有数千驼，亦足资一年之用。而富商六、七、八人，故以高价尽数买积，以专其利，每驼非六、七十千不售”（注：祁寯藻：《马首农言》，粮价物价，道光，见王毓瑚辑：《秦晋农言》，中华书局，1957。）。粮食方面的垄断更多，道光年间，玉田、遵化所辖一些市镇，“有奸商数十家，设立永泉、吉祥、富盛、源丰、福隆、益庆字号，邀群结伙，买空卖空，把持市价。该商狡诈渔利，并无一粒实粮，但恁纸写，名为‘批空’，增价另售，辗转叠更，以致粮价日贵”（注：《清宣宗实录》卷二二六，道光十二年十一月戊戌，中华书局，1986。）。尽管清政府三令五申严加禁止（注：参阅《大清会典事例》卷七六五，刑部，户律市廛，商务印书馆，光绪戊申十一月版。），但由于国土广大，一些地方的垄断还是时隐时现。凡是出现垄断商业的地方，自然没有竞争，所以封建社会商业平均利润只是在有竞争的地方才能实现，而且是趋于或接近平均化，并非是完全的平均化。

商业资本利润的实现方式决定，其来源不是产业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而是剥削一切与之发生经济关系的对象：小生产者、消费者、债务人，乃至官僚和政府，这说明商业资本的运转与封建地主制经济密不可分。

从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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