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次革命”爆发前夕，商会又希图故伎重演，利用他们的长袖善舞，逼迫孙中山让步。上海商会曾以全国商会联合会总事务所的名义，要求孙中山等人“通电各省表明素志，其有谋为不轨者，一律严拿，尽法惩治”，并说什么如是“则爱国之心可大白于天下……不复託名倡乱”(《申报》１９１２年２月２８日；３月９日；１９１３年６月５日；８月３。)。孙中山不无愤怒地拒绝了这一要求，依然擂鼓猛进，促成了讨袁之伐的正式爆发。商会目的未能达到，则随之与孙中山革命党的矛盾趋于白热化。其领导人一头扎进袁世凯的怀抱，禀承袁氏旨意，“绝断一切与叛党之经济关系”，积极帮助“速平祸乱”(《申报》１９１２年２月２８日；３月９日；１９１３年６月５日；８月３。)，极不光彩地充当了袁世凯绞杀“二次革命”的帮凶。事后，袁世凯亲自通令奖励各省商会：“各商界烛其奸邪，绝其资助，遂使逆谋无由大逞，乱事得以速平，曲突徙薪，功匪鲜浅。”(《袁大总统书牍汇编》卷２第７０页。)不难看出，在辛亥革命终结的最后一幕悲剧中，商会扮演的是何等角色。

　　一场革命运动如果没有比较巩固和强大的阶级基础，是难以获得成功的。作为辛亥革命阶级基础的具体体现者商会及其资产阶级，经济上十分稚弱，*上畏怯保守，在革命酝酿发展的相当长一段时间里站在对立面反对革命，当革命进入高潮时他们也只是与革命先驱经历了短暂而淡漠的合作，有的则继续持反对态度，到革命力量与反革命势力进行最后较量的决定性时刻，他们又公开与反革命同流合污，共同扼杀革命。显而易见，辛亥革命虽然作为一场资产阶级革命载入史册，但革命仅仅只是少数阶级先驱的活动，从未成为整个阶级主体的历史行动，因而其以失败的悲剧告终也就在所难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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