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一，银钱比价的波动，迫使清政府根据市场的变化，随时调整征收丁银的货币比价。银钱比价的不断变化打乱了正常税收制度，这就容易引起混乱，为官吏贪污中饱留下了可乘之机会。贪官们总是通过比价的调整，选择最有利的纳税手段，以便最大限度地榨取社会各阶层的财富。当“银贵钱贱”时，无论是提高征收比例，还是勒征白银，都可以保证其对于社会财富的最大限度掠夺，当“银贱钱贵”时，千方百计固定银钱比价的最高比例，向纳税人勒收制钱，也可以相对满足其对财富的贪婪追求。对于上级国家机关，贪官们又编造种种谎言，强调征收工作的困难，夸大征不敷解，赔累不支的严重程度，大肆侵吞贪污。如此欺上瞒下，公开贪污中饱，严重败坏了官场风气，促使吏治更趋腐败。
其二，由银钱比价波动造成的财政危机和贪污导致的财政亏空，又迫使清政府大力推行“捐纳”措施，力求搜罗官吏、商人和地主阶级知识分子手中的白银，借以弥补国库的空虚。据户部统计，1843—1850年间，报捐人数高达62068人，捐纳银两共计6734874两(《道光朝捐监之统计》参见《社会科学杂志》第2卷，第4期，1931年12月。)。太平天国时期，为了筹集镇压农民起义的军费，清政府一再降低捐纳标准，招诱报捐人员，通过招诱报捐人员掠取财富，来为腐败的统治肌体注射强心剂，这种捐纳制度直到清末不废．道光末年有人分析说：“凡殷实之民情愿报效者不及什之三。而外官子弟亲戚及其幕友之报捐者不可胜计”。当时捐班而为道府州县官员者，“已居天下十分之半”。之所以有大批的权力暴发户愿意捐款加入官员的行列，就在于他们认定当官是致富的捷径，“以官阶为利薮”。权力这个东西，虽然不能直接满足人们的生物要求，但它可以支配满足人们需求的物质资料。有了权力，就有了财富；有了财富就有了行贿的资本，有了金钱就可以平步青云。根据文献记载，捐输得官，即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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