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上，并参见萧一山《清代通史》卷中，第二册，第234页引洪北江文

注：（1）乾隆帝说为3400万两，见《清高宗实录》卷920，乾隆三十七年十一月癸丑。

在财用充裕的情况下，康、雍、乾三朝曾一再实行钱粮蠲免。康熙一朝各种项目的大小蠲免总计不下500余次，所免总数超过一亿数千万两[46]。特别是从二十五年起，几乎每年都对一省或数省“普免”，即免征全部额赋。从三十一年起，逐省蠲免起运漕粮一年。从五十年起，三年之内轮免各省钱粮一周，计共免“天下地丁粮赋新旧三千八百余万”[47]。乾隆朝的蠲免规模更超过康熙时。乾隆六十年间，计共普免全国钱粮四次（十年、三十五年、四十二年、五十五年）、漕粮三次（三十一年、四十五年、六十年），每次分数年轮完，还普免过官田租和各省积欠。其他个别省份、地区、个别项目的蠲免和豁除旧欠数不胜数。有些蠲免且形成为定例，如“每谒两陵及他典礼，跸路所经，减额赋十之三，以为恩例”[48]。一再大规模实行蠲免，也从一个方面反映了当时国家的财政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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