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1．5石，共4．5石，还高出O．5石。不过据张履祥在《补农书》中说，在浙江湖州的下路湖田，也有亩收米4—5石的，原因是“田宽土滋也”。看来水沃地肥，再加上亩积偏大，是那里亩产高的重要条件。其实，南直苏松地区的浙江嘉湖一带，亩积窄小是众所周知的。顾炎武在谈到“苏松二府田赋之重”中，就对此有过议论。[5]今人陈恒力的《补农书研究》，专门就浙江湖州一带亩稹作过考订。[6]广束南海县亩产量之所以高，一是亩积较太湖平原区大，二是南海县位于珠江三角洲，自然条件好。到明代后期，整个珠江三角洲的产量都提高了，南海不过是
其中的典型。表3中，产量出入较大的是湖广长沙府(包括湘乡和浏阳二县。它们均系该府辖县)，由谷0、7石至接近3石不等。这里除了土地等级不同以外，O．7石和1石的说法，我很怀疑是当时官员为了说服朝廷不要再加征赋课，有意把产量朝低的方面说。另外，我们还收集到明代广西南宁和弘治时贵州兴隆卫(今黄平县)的两则粮食亩产记载，前者言：“每一亩得谷二石者为上”[7]，说的似乎是最高亩产；后者见于周瑛《舆隆卫学丁祭碑记》，有学田七亩，召田力耕，岁获白粲l 50石零，平均亩出米2石多。[8]同为2石，一说是谷，另一说的是米，后者产量要高于前面一倍。
为了进一步弄清南方稻作区的亩产，我们试就祭举田的定额租进行推算。按照一般惯例，额租量约相当于正常年产量的一半。当然也有超过或不足一半的，但多数看来，用地租额的一倍计算正常年产量是说得通的。有关遣部分资料，有的采自李文治的《明清时代封建关系的松解》[9]一书，也有一些是著者独自辑录的，其出处列于表后，见表4。
将表4和表2、3对照起来考察，明代的南方稻作区，单产稻谷一般在1石多到2石多，也有超过3石、4石，少数条件好的达到5—6石，甚至更多。当然在山区和海边湖滩沙地，土质差，生产条件恶劣，亩产不高，多的1石上下，少的不满石。在明代，南方的一年两熟制农业已相当普遍，少数还有一年三熟的。一般说来，两熟制以秋作为主，春作产量约为秋作的一半，如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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