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谕颁布后，列强觉得口气还不坚决。处理尚欠彻底，故而再次施加压力。瓦德西威胁说：“吾等所列罪魁皆其从者，为全国之体面耳……。此而不允，则吾将索其为首者（指那拉氏）。”(《满清稗史》第669至670页。)那拉氏在“祸且及于己”的情况下，再次降旨：“除载勋已赐令自尽，毓贤已饬即行正法，均各派员前往监视外，载漪、载澜均定为斩监侯，惟念谊属懿亲，特予加恩，发往极边新疆，永远*，即日派军押解起程。刚毅情罪较重，应定为斩立决，业经病故，免其置议。英年、赵舒翘昨已定为斩监侯，著即赐令自尽，派往陕西巡抚岑春煊前往监视。启秀、徐承煜，各国指称力庇拳匪，专与洋人为难，昨已革职，著奕劻、李鸿章照会各国交回，即行正法，派刑部堂官监视。徐桐轻信团匪，贻误大局，李秉衡好为高论，固执酝祸，均应订为斩监候，惟念临难自尽，业经革职，撤销恤典，应免再议。”(《义和团档案史料》下)至此，清朝顽固派彻底覆灭。所剩余党已是七零八落，不得不投向帝国主义，靠拢洋务派。
自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以来，顽固派始终是清朝统治阶级内部一股强大的势力。他们之所以在一九○一年彻底覆灭，其根本原因不在于他们为立大阿哥而主抚主战，而是根源于国内、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可以这样说，即使没有义和团运动，顽固派仍然幸逃不了灭亡的命运。这主要因为：
第一，顽固派已毫不适应中国社会的发展。当时中国近代企业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业已出现，代表这一生产关系的资产阶级，迫切要求改变封建制度，为资本主义发展开辟道路、但顽固派却坚持恪守祖训，敬天法祖，墨守成规，不作任何改革，否则便是离经叛道，祸乱国家。“极端信仰中国比外国好”(《孙中山选集》合订本第760页．)，把资本主义的先进机器和技术一概视为奇技*巧，雕虫小技，奢谈什么“夷夏之辨”，用夏变夷。戊戌政变后，他们对于近代路矿企业“多其条目，严其法禁，以为阳许而阴拒之计”(《义和团》第四册。)。企图维护封建制度不受侵犯，幻想回到封闭时代。这种不看时代潮流、拉历史车轮倒转的势力，其灭亡是注定的。中国近代史发展趋势要求当时的统治者必须是身兼近代工矿企业的代表和主要是封建土地剥削者的双重身份。否则，概难“经久不衰”。
第二，不适应帝国主义侵略的需要。鸦片战后，资本帝国主义在华势力日益扩大，中国在*、经济、军事等方面的主权逐步丧失。尤其是甲午战后，帝国主义对华侵略更进一步，它们迫切要求清政府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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