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因为随着帝国主义军事、*、经济侵略的深入,洋教士越来越有恃无恐,任意横行的结果。总之,1894年后,“驱教”的阶段结束了,而反洋教的任务没有完成,而且越来越重。反洋教仍是“灭洋”阶段的主要内容之一。
划清了这一界线,我们看大刀会兴起后进行的“灭洋”斗争。如果说1894年大刀会是“伏莽欲动”,尚处在暗中活动阶段,那么,1895年就渐渐公开了,在鲁西南边界地区开始了零星的“打教”活动。与此同时,鲁西北的赵三多义和拳,也开展了类似的斗争。这些斗争与威海人民自发地反抗日本侵略军的武装斗争,与泰安、兖州、兰山、日照以及登莱青地区的非大刀会群众的反教斗争,四方呼应,互相影响,形成了空前未有的斗争局面。到1896年,鲁西南大刀会发展到数万或十余万人,力量准备好了,便公开打出既灭洋又抗官的旗帜准备起义大干了。他们在单县唱戏聚会时公开挂出“替天行道安天下”的标联(《山东义和团调查资料选编》第334页,第12页。);他们的会规有“灭洋人,杀赃官”的条款(《近代史资料》1957年第1期。);并且声言“诛锄西教”,“非毁尽教堂不散”(《义和团档案史料》上,第1页。)。在这个宗旨下,他们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打教堂、杀洋人的斗争,并终于爆发了1896年5月苏鲁边界的以刘士端为首的大刀会“灭洋抗官”的起义。他们在毁教堂、杀教士的同时,与前来镇压的官军在马良集展开了激战。这次起义被镇压后,他们的会众又潜逃各地继续斗争。次年11月,大刀会在曹言学等率领下,袭击巨野县张庄教堂,杀死德国二教士。此即所谓的巨野教案。这次斗争被镇压后,他们又四散活动,广为传播,将斗争的火种传遍山东各地及周围苏、豫、皖、冀地区。尤其是在鲁西地区,很快发展壮大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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