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西太后下令攻打使馆的目的究竟是什么？使馆之战忽打忽停的原因又是什么呢？这里，我也试图提出一种假说。

　　鸦片战争后，清统治集团对外国武力一直心怀畏惧。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甲午战争期间，清政府在外国一再进逼下，都曾被迫进行抵抗，但清政府从未下决心抵抗到底，总是一面被动地招架，一面以各种方式乞求结束战争。对于清政府来说，抵抗只是为了维持自己作为谈判一方的资格的手段。为了使对方同意停战，清政府除了经常徒劳地请求其他国家“调解”外，有时还会使出一些特殊的手段。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清政府曾拘捕英法谈判代表巴夏礼等，试图以此挟制英法，迫使其接受停战。庚子年对使馆的进攻，很象是故技重演。

　　6月16日，清政府派荣禄部队保护使馆时，战争虽已迫在眉睫，但清政府对避免战争仍存幻想。这时清政府下令保护使馆是真心的，是为了防止义和团与使馆人员发生冲突，影响清政府“力保和局”的最后努力。侵略者发出强索大沽的最后通牒后，战争已不可避免，清政府的方针不得不改为一面抵抗一面求和。怎样才能使对方接受和谈呢？最有效的办法当然是在战场上挫败敌人，但清朝并没有这个能力。对清政府来说，当时似乎在两个地方可以对外国施加较大的压力：一是外国使馆，二是天津租界。对于天津租界，西太后一面下令“迅将紫竹林洋人剿办”(《义和团档案史料》（上），第265页。)，一面又叮嘱“攻克租界时，加意保护。”(《义和团档案史料》（上），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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