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材供应萎缩引发的直接后果是燃料的严重短缺。20世纪30年代鲁西南地区总人均燃料供应（包括麦秆、野草、粪便，等等）至多占最低“生存”限度所需燃料的27%。（注：这里所述的“生存”，包括做饭、烧水和备作饲料的柴草，但不包括取暖（除非作为做饭的副产品）或照明。）鲁西北比鲁西南仅略好一些，能够提供的燃料供应占最低生存限度的31%。（第124-125页）由于对燃料短缺的救济要通过口岸而来，因而，华北地区燃料的价格与机制品的价格很相像：在发达地区（这些地区与那些口岸连接在一起）要比不发达地区低廉。而在一个自给自足的大区域中，不发达地区的燃料理应比发达城市的燃料便宜，因为不发达地区的燃料是采拾而来的，而城市的燃料是通过运输而来。 

　　与自然生态衰变密切相关的是水利失修。黄运作为黄河与运河这两条极易成灾的大河的交汇处，治水问题成为这个地区社会生活中极为重要的事件。西方学者也早就指出：“在中国……修建公路及维持通航水道这两大任务，都是由行政当局担当。”（注：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下卷，第291页。）在18世纪以前，中央政府对大运河的维护，也延缓了黄运的经济和社会的衰落。当然，政府对大运河的维护是出于漕运目的，而不是为地方增加福利，但大运河不仅给黄运带来了所必需的木材和石头，而且使国家为这个地区提供了重要的治水服务，避免了大规模的生态破坏。在18-19世纪初，从陕西沿黄河漂流下来的木材大量进入徐州的市场（并因此间接地影响了山东的供应）。（第134页）明清的经世方略和国家提供的服务减轻了黄淮交汇地区的生态压力。如果有某些地区被牺牲的话，那么，这些地区应该是江南和其他富裕的南方地区，这些地区为运河承担的漕运体制付出了代价。（第130-131页） 

　　漕运体制废弃后，石头和木材运输开始衰落，还给黄运秸秆供应增加了新的压力。本来仅用作燃料的秸秆，越来越多地被用来修筑堤坝及平民的建筑，每年仅用来修筑堤坝的数量至少超过了1亿斤，并很可能超过了4亿斤。（第135页） 

　　由于生存需要高于一切，黄运许多地区的道德随之退化。这大概就是孟德斯鸠所谴责的由于气候和土壤的性质所形成的“贪得欲”。（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册，第308页。）在缺乏强大社会约束力的社区，人们对损害公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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