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的创见贯穿于全书的每一章节。20世纪前期的中国学者认为，帝国主义的商品输入摧毁了中国的农村手工业，破坏了中国传统的经济结构，“伦敦纽约的农产价格，由无线电收音机当天就影响到最偏僻农村的原料作物的价格了；列强变为世界上的都市，经济落后的国家变为世界上的农村。”（注：薛暮桥、冯和法编：《〈中国农村〉论文选》上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11页。）后来持“现代化”和“依附”论的学者多认为帝国主义最恶劣的*遗产是使20世纪的中国（或其他第三世界国家）沦为一个落后而无法获得突破性发展的国家。对此，伊懋可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强调“正是现代西方的历史性贡献缓解并打破了中国的高度均衡陷阱。19世纪中期这个国家对世界市场的开放，很快导致了主要的对外开放地区（特别是上海）商业和工业的快速增长”，（注：Mark Elvin,The Pattern of the Chinese Past:A Social and Economic Interpretation,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73,p.315.）这个论点得到了不少西方学者的赞同。（注：参见Dwight H.Perkins(ed.),China""s Modern Economy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75,pp.46-47.） 

　　彭氏把重点放在黄运本就存在的社会结构与国家旧使命的失败上，来理解“依附”与“世界体系”中的分歧，但采用了这两种理论中的一个重要见解：不同于认为某些国家（或地区）已经“现代化了”，而其他国家（或地区）则没有；他认为富裕和贫困地区都是现代世界的组成部分，一个地区的飞速发展可能会造成其他地区的停滞或恶化。另外，彭氏基本上不赞成伊懋可的观点。他认为，尽管外国人在黄运帮助推广美棉，为黄运做了不少有益的事，但中国与西方的碰撞，从根本上对黄运的社会生活产生了极其不良的影响。 

　　为了解释这一点，彭氏跨越了罗斯基等一些纯经济研究所得出的结论，（注：参见Thomas Rawski,Economic Growth in Prewar China,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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