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欧美学者已发表的作品中，呈现几个共同的观点，值得在此加以申述。首先，欧美学者在观察沦陷区的地方经验——包括城市和乡村的情况时，多半强调所谓“灰色地带”（grey area）的存在。 这里的所谓“灰色地带”不仅是地理上的，而且也是心理上的。在乡村或小镇里，日军的占领往往徒有其名，“沦陷”事实上造成了*真空和社会失序，使各派（中国）势力趁机进行权力角逐；角逐中的各派都以本身的生存和扩张为优先目标，民族主义或国家观念反而成为次要的考虑，一般民众只求能在内乱和外患的熬煎下苟延残喘，更难计其他。在主要城市里，日军的占领比较彻底，控制自然也比较严密，当地民众无论资本家、知识分子或小市民，都得经常面对非牺牲即妥协的抉择，而细究之下，他们之中选择妥协以图自保（甚至自肥）的所在多有；城市居民在战前所受的民族主义熏陶虽然深些，但战时的抗敌表现，未必明显地优于乡村农民。　  

　　其次，欧美学者在分析沦陷区的傀儡政权（特别是汪精卫政权）时，一方面承认它们受制于日本而缺乏独立地位，一方面却也强调它们争取较大自主性的努力。换句话说，西方学界不太接受“卖国求荣，为虎作伥”的简单分析，而尝试探讨通敌者的复杂心态和微妙处境。不少作品都指出通敌者固然需要敌人的保护，敌人也常需要通敌者的协助，两者之间虽不平等，但也不纯粹是“一面倒”的关系；双方各为本身的利害打算，又都有求于对方，彼此就难免有斗争，有妥协，因此抗战时期傀儡政权，仍须进一步推究。西方学者还把汪政权放在战时中国的全盘格局里，看成是当时鼎足而立的三个中国*势力（重庆、延安、南京）之一，三方互相竞争，各有一套建国蓝图。从整个格局着眼，汪政权的历史地位或者可以得到某些新的理解，而不再局限于“傀儡”一层意义。　  

　　第三，无论是讨论地方经验还是傀儡政权，欧美学者都尝试将战时中国沦陷区与纳粹占领下的欧洲各国加以比较。数十年来，西方学界对二次大战期间欧洲的沦陷经验，研究非常丰富，其中又以有关法国的论述最多（注：参见Gerhard　Hirschfeld and　Patrick　Marsh　 eds.,Collaboration in France:Politics and Culture during the　NaziOccupation, 1940—1944,　Oxford: Berg, 1989; H.　 R.　Kedward,Occupied France: Collaboration and　Resistance,　 1940 — 1944,London:Basil Blackwell,1985;Joh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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