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的六角形结构，而应该注重施氏理论在方法上的启迪作用。（注：王卫平：《论明清时期江南地区的市场体系》，《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8年第4期。）对于理论模式与社会实际之间的差异性，中心地学说的创立者克里斯塔勒做出过精辟诠释，这一诠释使得施坚雅面临的难题、质疑或批评大打折扣。克氏称，“理论的有效性完全不在于具体的事实怎么样，而是依靠它的逻辑的正确，以及‘判断恰当’”。将理论与实际相比照，可以看出“实际情况在多大程度上同理论一致，并能得到理论的解释；在哪些地方实际情况同理论不相一致，从而也就不能得到理论的解释。不能被解释的事实，必须用历史的和地理的方法去弄清楚，因为这涉及一些人为的、历史的和自然条件的干扰因素，由于这些原因使这些现实与理论相偏离，这些因素与理论本身无关，不能作为反对该理论有效的证据。”（注：〔德〕活尔特?克里斯塔勒著，常正文、王兴中等译：《德国南部中心地原理》，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第11-12页。）应该区别实证研究与理论模式属于不同的认知层面，不能用片面的实证研究去匡测和评估理论模式的方法论意义。在面对理论模式时，提倡长时段的跨学科的全面研究是必须的。
从方法论角度看，施坚雅模式的内在矛盾是：如何运用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分析中国社会结构的历史变迁。这就对他所运用的跨学科方法本身提出了再认识的问题。如果这一方法本身存在重大缺陷，那么以此为基础建构的历史分析模式就会变得没有意义。反之，这一方法本身尽管存在局限性，但仍然是有效的认识客观规律的工具，那么相应的历史分析模式就有其合理性。有人指出，施坚雅模式的理论基础——克里斯塔勒的中心地理论本身即有缺陷。克氏理论的数学起源是斯坦纳问题，即寻求总长度最短的道路网问题。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比利时学者普里戈金证明，克氏理论只是现实中“一个可能的但不大会有的结果”，根本原因在于其“完全忽略了历史”。基于其上建构起来的施坚雅模式当然也是不可能成功的。此外，在实证意义上这一模式有违历史事实，因而也是不成功的。（注：本刊编辑部：《“海外史学理论及方法与中国近代史研究”学术座谈会纪要》，《近代史研究》2000年第3期。）普里戈金的评论与名为布拉什的学者的观点极为相似，后者曾指出克里斯塔勒的工作只是提供了将世界各地的差异进行对比的一种规范，“实验”证明实际的空间类型同理论预期不符。但是这种评论并不能全盘否定克氏理论的学术价值，它们只是指出了这样的事实——理论模式与实际情况之间必然存在差异性，这种差异性不能构成推翻理论模式的论据。普里戈金的失误不在于指出克氏理论与实际不符，而是他将原因归结为克氏缺乏历史意识。事实正好相反，克里斯塔勒在提出城镇分布的等级原理时，明确指出这一问题已经引起地理学家、历史学家、社会学家、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的思考。只不过，历史研究不是克氏著作的重点，而且克氏对历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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