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她认为“文革”中上海的所谓“保守派”,主要是老工人,参加过1949年以前的革命运动。工人的领导人也主要是地下党负责人。造反者大部分是年轻工人,以无技术和临时工为主。王洪文的起家和1927年的青帮相似。)。
裴认为自己所进行的这一研究,是对以前研究模式的一种商榷。她认为应该注意劳工运动的文化起源及其工作场所的关系问题。上海工人多层面斗争性根源于其多方面生活、工作经验及其成员的状况。她认为中国和西方的一些学者在中共党史体系中构建中国劳工运动史的做法是可以商榷的;中国劳工运动是一种阶级觉悟的发展、中国工人阶级形成是外来指导的产物的观点也是可以质疑的(注:Elizabeth J.Perry:Shanghai on Strike:The Politics of Chinese Labor,p.252.)。她认为可以提出这样的观点——无产者发展到阶级组织,以至形成政党,有一个不断竞争的过程,包括工人自己内部的竞争。激进主义也通常是这种竞争的产物。
裴宜理教授在探讨过程中,十分注意中外历史的比较研究,注意国际工人运动研究成果的联系考察。在作者看来,国际劳工运动状况及其研究成果是值得珍视的,对它们的理解和把握有利于对中国劳工斗争特点的认识,便于形成客观的见解。她注意到林达?谢菲尔(LyndaShaffer)关于中国湖南工人运动的研究成果,认为上海的劳工运动和湖南的劳工运动有相似之处(注:这是裴宜理教授根据琳达?希尔法(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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