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然造就了139个进士和208个举人。（注：嘉庆《两淮盐法志》卷四八，各处。同时期全国进士人数的总数是16，067人。参见房兆楹、杜联诘， 《增校清朝进士题名碑录》（哈佛燕京学社，1941），表页15—16，若科学地估计这时期中国的人口，则两淮盐商家庭中举的高比例是很明显地。）这是因为除了有一流的图书馆和文化活动外，盐商家庭的子弟也受到了最好的教育，这可以从当时专为其子弟创办的三个书院山长（？）都是名士可知。（注：例如，安定书院的山长就包括了有名学者杭世骏（1696—1773）、名诗人与戏曲家蒋士铨（1725—1785）以及重要的史家与诗人赵翼（1723—1815）。梅花书院的第一任山长就是当代著名的古文大师姚鼐（1723—1815）。见嘉庆《扬州府志》（嘉庆十五年［1810］刊本），卷九，各处。）除了科举的管道外，盐商家庭成员也可以透过盐商捐纳获官，程梦蛟和江兰就是很好的例子。总计顺治元年至嘉庆七年间（1644—1802 ）有180个盐商家庭成员透过捐纳得官。（注：嘉庆《两淮盐法志》卷四九，各处。）
盐商中有相当多数的人虽有智识的天份，但是因为科举考场运气不佳，或是他们宁愿过著较悠闲的生活，所以选择了作文人而非当官。上层士大夫当然可以打入*权力的结构中，而且他们的社会地位也因之超过其他族人。然而，严格说起来文人虽非统治阶级，但是也有其正式的社会力量，在《儒林外史》中有钱、好斗又狂妄的匡超人，即使像他这样的人也会惊讶佩服穷诗人牛布衣这样的人，仍然能够操纵政学界，让他这时才了解到在官员和上层士大夫这样迷人的社交圈外，还有另一种名气团体的存在？（注：该书之第十七章与十八章。）其实真正的原因是在于当时衡量社会名声最重要的标准不是钱，而是*和文学的名声，盐商家庭的社会流动也就是循著这种单一而且几乎是固定的管道。
回到资本累积的问题上，我们很容易地理解像盐商家庭这般大量消费以及从事奢华文化活动的生活形态，对他们的家庭资源来说不能说不是一种沉重的消耗。对一个富有家庭来说，游手好闲的年轻人等同于那些把自己塑造如同文人一样，从社会经济的角度来看都只不过是寄生虫。当然如果有人当官之后是能够增加家庭的名声，但不必然地就是家庭的财富。实际上，盐商出身的官员往往是品味甚高的高消费者，而非财富的创造者。一个官员若是来自中下阶层的家庭，他可能会利用自己的身份来改进家庭的经济状况。若是一个从盐商家庭出身的官员，因为意识到他的社会出身，他会极端地注意到提高自己家庭的名声，所以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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