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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鸦片赔偿和对华作战问题的论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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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损失的物主所指派的话，则选定为其辩护就要慎重了。但我们没有在任何地方看过对这个问题处理得如此高明，如此有气魄。这本小册是一篇专论的好样本。如果他的议论没有收到预期效果的话，那就不能归咎于他；因为他说了极有理由的话，而且以最好的方式来表达。绝大多数的论点我们是同意的；但有一些观点和结论，我们认为是没有，也不可能有事实来作根据的。我们确信，他所提出的结论的唯一依据是公开的官方文件，而这些文件都不是一方面的证明，有些证据是由亲自参加案件决定的人所提供的，因此我们就不能不服从他的判断。
由英国驻中国商务总监督交出二万零二百八十三箱鸦片所造成的损失应由谁来承担？由陛下政府，抑由物主承担？这是一个问题。由于一系列的简明而确凿的事实和论证，表明几乎所有侨居此间的外国人都同意，应由陛下政府来承担，在引证主要事实，说明案件之后，华伦先生说：
“从道义上说，它可以问，为什么议会承认赔偿二千万英镑给奴隶所有者？其实他们被控诉的罪行与残酷程度都远远超过现在要求赔偿损失的鸦片所有者。承认贩卖鸦片，是逆乎天理，悖乎道德，其罪与贩卖奴隶者同。那末，为什么一个有权利接受赔偿，而另一个却无此权利呢？鸦片缴纳者要求赔偿二百万，和赔偿给奴隶释放者的二千万，同样是依据道义，而其理也同样强而有力；即二者都是根据国家参与这一罪行而获得利益的；二者的行为都是获得政府承认与批准，最后又宣称要加以谴责的。在二者之中，国家都是依据某种情况，提出赔偿，即缴纳鸦片和释放奴隶。毫无疑问，释放奴隶事件，立法机关已正式通过明文契约；立法机关在实质上，是做了同样的事，因为商务监督是国家合法宪官，他曾介入并作过允诺，因而鸦片持有者在信赖的基础上，作出了牺牲。国家为什么要收回成命？公正是要求做一切应该做的事，履行一切应当履行的契约义务。英国高等法院已故首席法官坦塔登勋爵说：明示契约和暗示契约的唯一区别，在于契约具体的证明方法。明示契约是由双方真实协定来证明，而暗示契约则由双方情况及交往始末来证明。但无论何时，契约一经证实，背约的后果，不论直接证明的明示契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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