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外国商品与中国手工业品的竞争 |
 |
|
|
并没有提高销量。
第三，我们出口货特别活跃的年代实际上都是最倒霉的年代，在一八四三年和一八四四年，当北方口岸［指广州以北］刚刚开放，英国人兴奋若狂。西菲尔特的一个著名的商号曾运去一大批刀叉，并宣称他们准备供应全中国的需要。但是中国人不懂得刀叉的用途（或照他们自己说法，他们变为文明人之后就不用刀叉了），而是用筷子扒饭，他们对这些上等器物连看也不看。这些东西的售价还抵不上运费，在香港商店中曾井井有条的陈列了好多年，好像军械库里的枪和矛一样。另一个伦敦的著名行家，托运了一大批钢琴到中国销售，也许他们的看法是根据这样一种计算，即中国应有二亿妇女，而“现在中国开放了”，最低限度每二百个妇女中会有一个人愿意学钢琴的。但是，中国人仍然热爱自己的锣鼓，不能接受这种“美意”。因此发生了很大的困难，香港不能留下这些钢琴。最后，这些受托的商人，都是社会上势力很大的人物，他们用一种令人苦恼的专横办法使自己解脱困难，他们坚持要每个欧洲人的住户买两部钢琴，价钱，可以想见，并不太高。但是这是出于私人情谊，而不是出于公平交易的买卖。这些制造商的冲动行为使得最好的钢琴制造者所制的钢琴充斥于香港和其他四个口岸。……
我们表内所列的大宗商品也有着同刀叉和钢琴一样的情况，不过在程度上比较不引人注意。而那些商品，就中英关系的目前情况而言，差不多是英国仅有的适当的货品。
第四，从表中可以看出北方大口岸——上海的重要性正在——我宁愿说已经——与日俱增，以及广州重要性的日见削弱。这一点可以从详细分析一八五六年领事报告得到有力的证明。如果抛开大米和印棉，一八五六年英国商品对广州的输出总值为六○四、○八三镑又四先令，而运往上海的总值则为一、六七九、五八一镑又十一先令；由广州转口运往厦门和福州的英国出口货（其中有些后来也转运到上海的）的总值也包括在上述的总值中，但是上海（乃最远的口岸）的数字只包括本口的进口货。［G．W．Cooke：China：Being“TheTimes”SpecialCorrespondenceFromChinaintheYears1857－58，pp．166－170］
下一页
<
< 1 > < 2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