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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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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事之诫，汉王朝必须以此为鉴。 贾谊认为,“仁义恩厚,人主之芒刃也;权势法制,人主之斤斧也”。对待诸侯王的分裂割据，必须使用“斤斧”，武力削除，用“芒刃”就会“不缺则折”。除此之外，治理国家则主要用“芒刃”，行礼治。在他看来， “道德仁义，非礼不成；教训正俗，非礼不备；分争辩讼，非礼不决；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礼不定；宦学事师，非礼不亲；驱朝治军，莅官行法，非礼威严不行；祷祈祭祀，供给鬼神，非礼不诚不庄”(《新书·礼》)。礼深入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它的作用，远胜“权制法制”，治国必须“礼先法后”。 对礼法的功效作用，贾谊提出：“礼者禁于将然之前，而法者禁于已然之后，是故法之所用易见，而礼之所为生难知也”。但是,和礼义德教相比,它又不得不居次要地位。礼的功效没有行法那样容易使人看得见，作用却远比法大。而且从长治久安考虑，“以礼义治之者，积礼义；以刑罚治之者，积刑罚。刑罚积而民怨背，礼义积而民和亲”。“道之以德教者,德教洽而民气乐;驱之以法令者，法令极而民风哀”。汤、武以仁义礼乐治天下，德被四夷，“累子孙数十世”；秦王怀法令遇百姓，“祸几及身，子孙诛绝”。一得一失，就是最好的例证。 从“君君臣臣，上下有差”的思想出发，在适用刑罚上，贾谊主张“黥劓之罪不及大夫”。理由是：“廉耻礼节以治君子，故有赐死而亡戮辱”。黥劓是污辱性刑罚。为“小人”而设；大夫是君主近臣，“其离主上不远也”,刑戮不加大夫,乃是“尊君故也”。大臣犯罪，要受惩罚,但只能由君主废之、退之、灭之、赐之死,而不能“束缚之、系□之，输之司寇，编之徒官”，遭受狱吏的詈骂榜笞。贾谊虽然认为老百姓“至贱”、“至愚”，但又认为他们是“万世之本”，“国以为本，君以为本，吏以为本”。他们的举动，关系国家的安危存亡。因此，对他们“不可简”、“不可欺”，更不能与之为仇，“与民为敌者，民必胜之”。他再三劝戒汉文帝，对老百姓诛赏都必须谨慎。“与其杀不辜也，宁失于有罪也”。有疑罪，“附之去已”；有疑功，“附之与已”。疑罪不诛，“故不肖得改”；疑功行赏，“故愚民可劝”；“疑罪从去,仁也；疑功从予,信也”。仁信并行，赏罚分明，则民风自化，封建统治就会巩固。 贾谊的“礼先法后”、“德主刑辅”的思想，由于汉文帝时黄老思想占主导地位，没有完全付诸实践。但到汉武帝时，随着大一统局面的形成，他的思想被重视，并由董仲舒加以发展，成为封建正统法律思想的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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